它的笔画肥、瘦、刚柔、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规模。

这就是秦隶的墨迹。

另外从上世纪初起，在西北和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批竹木简，战国、秦、汉、晋都有，湮没了二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让我们得以见到秦隶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对创造隶字的说法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

也就是说，创造的所谓新书体，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在各国民间流行使用。

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金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

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

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

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牍，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辩。

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八十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

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隶书。

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文书的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非官方用的简化字体。

只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进一步规范罢了。

也就是说，隶书是许多人靠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决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功所成。

之功应为编纂整理之功，而非世人所言创始之力。

创造隶字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

作为一个基层秘书工作者，能做成这么一件伟大的事业，自然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秘书工作者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荣耀。

同时，那种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精勤奋进、自强不息、好学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赞赏。

人生在世，谁无挫折？

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有的人却在逆境中“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一块垫脚石，结果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了超越自然的奇迹。

正如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一样，一切厄运也决非没有希望；人在顺利时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蹶不振，这便是献字赎罪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编辑本段]与隶书

唐张怀瓘《书断》中说：“按隶书者，秦下邽人所作也。”程原为县里小官，因罪入狱，他整理了隶书3000字上奏，秦始皇认为很好，赦其罪，并封为御史。

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

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

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

因为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

这个故事可能有很大附会的成分。

实际上正像书法的产生一样，隶书也是靠日积月累许多人共同创造的，所作的大概是整理工作。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竹简千余枚，上为墨书秦隶。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牌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

这是隶书的萌芽。

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甲本》已有了明显的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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