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泰劝说同学们的话音刚落，这时就有学生骂他道：“卖国者，在这里简直是一派胡言乱语，你滚开。”

李长泰听到同学们骂他的话后，这时他却对学生回答道：“同学们，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吗？

我们就愿意把地方让给别人吗？”然后他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们传达意见，恳请学生不要用这样野蛮的方式。

“卖国者，看到我们那里有不文明的举动了？

我们游行向民众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是极为文明的表现。

你赶紧滚开离开这里，别耽误了我们向民众宣传救国救民的大事。”李长泰当听到学生们回答他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步兵统领李长泰走后，旗手傅斯年就挥动旗帜指挥同学们开始穿街游行，陈晓就跟随同学生们的队伍之中，开始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活动，游行队伍移至曹宅门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就第一个冲进曹宅，陈晓他们也跟随在匡互生身后蜂拥而上痛打了章宗祥，只打得章宗祥全身上下出现了50多处伤，然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的军警竟然束手无策，章宗祥向警察呼救，巡警却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指令，不敢打学生。”

然后匡互生又带领陈晓他们火烧曹宅，引发了“火烧赵家楼”事件。

“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后，又得到报告的大总统徐世昌，就赶紧命令李长泰带领军警前往镇压学生，李长泰带领军警赶到后只抓住了32个掉队学生的应付差事。

32名同学被铺后可急坏了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因此李大钊先生就找到蔡元培校长要求，要亲自到天门去进行演讲，发动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要不惧严禁继续坚持斗争，呼吁各界爱国人士支持同学们的爱国运动。

蔡元培校长听完李大钊先生向他恳求的话后，虽然同意了李大钊先生对他的恳求，但是为了李大钊先生的人身安全，就决定由身具武功绝技的陈晓和吴国栋在暗中保护李大钊先生的安全，所以在5月5日，李大钊先生在陈晓和吴国栋等同学的暗中保护下，在天门进行宣传演讲，随后李大钊先生又在陈晓和吴国栋的暗中保护下，同陈独秀先生奔走社会各界营救被捕学生。

烧掉赵家楼的学生游行活动，通过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发动和奔走，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各界人士给予大力的支持，最后北京军阀政府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不得不释放了逮捕的学生。

随后北京军阀政府却不顾各界人士的呼声，又颁布了严禁抗议公告。

在李大钊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号召影响下，全国各地团体又纷纷响应给与支持，在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

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到了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又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

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军警又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

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

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

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

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最终去得了胜利。

不幸的是被公认为五四运动领袖的陈独秀先生却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李大钊先生又联络各界群起营救陈独秀先生。

五四运动期间，在6月23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

张闻天，沈泽民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

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

“五四”发生以后，作为点燃五四之火的大总统徐世昌也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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