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学良也在讲武堂学习，为第一期炮兵科学员。

如果说奉军是张作霖的“家兵”，那么，讲武堂就是张作霖的“家校”。

讲武堂教官多对张学良甚为关照甚至逢迎，唯独郭松龄“管教甚严，决不稍加宽容”。

张学良是一位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青年，接受过西方思想。

郭常向他讲述救国救民的道理，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郭松龄对学员要求极严，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学员一样，不怕吃苦，真正做到严于律己。

特别是郭松龄深厚的军事造诣让张学良十分佩服，深为能遇上这样的良师而感到幸运。

此时的张学良与郭松龄可以说亦师亦友，“学良有动于衷，又奇公学识，有罗为己用之意”。

因此，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后，担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便向张作霖推荐郭松龄任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这是郭松龄受到张学良信任和垂青的开始，此时是1920年。

郭松龄担任卫队旅参谋长后，专心致力于训练、整顿军纪，进行军事教育。

不到一年的时间，卫队旅的面貌大为改观，绿林弊端一扫殆尽，军容一新，名冠各军。

　1920年7月，张作霖入关调停直皖战争，郭松龄充任先锋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团的兵力击溃了皖军的两个旅。

同年10月，郭松龄随张学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珲春等地剿匪，整个作战计划都由他制定，并与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亲率团队进攻，迅速平定匪患。

在这两次军事行动中崭露出郭松龄的军事才能，使他在奉军中声名鹊起，也更受到了张学良的信任。

张作霖也改变了最初的怀疑态度，对他予以破格提升。

　1921年5月，郭松龄被提升为扩编后的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与张学良任旅长的第三旅合署办公，而实际的行政、训练都由郭松龄负责。

在郭松龄的整顿下，三、八旅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全线大败，各部一触即溃。

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副司令的郭松龄负责具体指挥三、八旅，在他的指挥下，三、八旅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关一役中，在临榆、抚宁一线与直军几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军突破山海关直取奉天的计划，使得张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从此，张作霖对郭松龄有了好感，张学良也对他的信任更不待言，常向人毫不掩饰地夸奖郭松龄的治军才能。

张学良对郭松龄的信任和依赖是超乎寻常的，当时三、八旅的事务一般都由郭松龄负责，整军和作战实际事务多由郭松龄操持。

张学良如此放手，郭松龄对张学良也很尊重，平时做事都是经请示张学良后才做决定，从没有依仗被张学良信任而有所跋扈，而且凡是张学良坚持的事，郭松龄多是服从。

经常人评价说:“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而郭松龄对张学良也鞠躬尽瘁。

一般人都认为郭松龄是张学良的灵魂”。

而张学良自己则说:“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见他们二人的感情之深。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不甘心失败的张作霖积极整军经武，并总结失败教训，重用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等新派军人，整肃军纪，训练新军。

张作霖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

张作霖将奉、吉、黑三省军队统一以“东北军”的番号，取消师制，改为旅制。

张学良的第三旅改为第二旅，郭松龄的第八旅改为第六旅，仍合署办公。

郭松龄凭借张学良的支持，对二、六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二、六旅成为东北军的精锐。

郭松龄本人也赢得了“大公无私、量才使用、信赏必罚、甘苦与共”的称誉。

郭松龄常说:“凡平日升官心切的人，就是战时最怕死的人；平时钻营门路的人，就是轻弃职守的人。”郭松龄在军队中推行军需独立，这是旧军阀部队实行正规化的重要改良步骤。

军需不再是长官的私人账房，而是部队供给的保障。

李秋野先生向陈晓介绍到这里，最后他就对陈晓说道：“孙中山先生看到郭松龄现在已经取得了张作霖父子的器重，日后郭松龄定会在奉军中军权在握，再加上南北统一的革命大业又迫在眉睫，所以这才决定现在已经是该启用郭松龄的时候了，这才派你我师生二人成为孙中山先生和郭松龄之间的联络官，协商和确定郭松龄帅奉军的本部人马起义反奉的具体事宜和时间。”

陈晓听李秋野先生给他详细的介绍完郭松龄后，他在了解了郭松龄的同时，也感到了他这次将要接受的秘密使命是何等的重要，看来孙中山先生的南北统一的革命大业，已经把宝押在了郭松龄的身上，但是现在郭松龄在奉军正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的时候，难道郭松龄现在的革命意志不动摇，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坚定吗？

所以陈晓想到这里他就向李秋野先生担心的询问道：“先生，按照您刚才给我介绍的郭松龄的详细情况看，孙中山先生和郭松龄之间已经有好时间没有联系了，所以孙中山先生能保证郭松龄现在还能服从他的指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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