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武侠对中国武术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内功”的发明。

晚清武侠还基本不见对“内功”的描述。

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始有“内家功夫”、“外家功夫”的区分。

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首提“罡气”，说内聚罡气可以无坚不摧，伤人余百里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顷刻百里。

这里的“罡气”就是近于内功的东西。

到30年代，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中首次提出“内功”这个说法。

但民国武侠对内功的作用并未大加铺陈、发挥。

50年代开始，梁羽生、金庸等新派武侠家才开始在“内功”上大做文章，中国武侠由之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内功”的加入，使武术不再专注于外在形器，不再仅是徒逞匹夫之勇的打斗，而转向内在修为，上升为一种精神境界。

内功高深之人，不凭宝剑暗器之利，而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飞花摘叶亦能伤人，甚至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

而修习内功，靠的不是肢体之锻炼，而是悟性、智慧、机缘等等。

如金庸笔下的觉远和尚，本是少林寺藏经阁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从不曾习武，只嗜好读书，其人十分儒雅，“宛然便是位书生相公”，但他在读书中不知不觉就练成了绝世内功。

内功的加入，使武侠与东方哲学精神更加契合，武侠被抬到相当高的哲学文化层次。

武侠逐渐文人化，其受众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赏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趋之若鹜。

这正是近些年来金庸被抬上庙堂的主要原因。

总之，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实际上皆为虚构，历历可考。

“花拳绣腿”

秦、汉以后，虽然没有武士阶层、缺乏体制性的格斗比赛的支持，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武术仍在发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既有单人套路，又有对练套路。

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而以健身、娱乐为目的，逐渐与舞蹈、戏剧融合。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里的舞剑就是套路表演。

唐时武术套路表演已相当成熟。

杜甫的名诗《剑器行》描写的就是唐朝著名艺人公孙大娘舞剑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就是把剑术与舞蹈相融合的一种表演。

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的剑术也主要是用来表演的，比如他的好友崔宗之说他“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

至于说他曾“手刃数人”，应多是夸张之辞，李白不是掌刑的刽子手，岂能随便杀人。

另外，历朝历代民间发展出大量模拟动物动作的象形类拳术，如猴拳、蛇拳、螳螂拳等等。

这些拳术经常号称是由某民间人士独自观摩动物的动作、厮打而悟出来的攻杀绝技，实际上主要都是些用来娱乐表演的“花架”、“花法”。

中国武术长期以来脱离实战的方向，而向套路表演发展，使中国武术的观赏性、艺术感确实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中国特色，也成就了现代中国蔚为大观的武侠影视。

中国武术长期专于套路表演，缺乏实战性，对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

比如，戚继光就极为反对军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

他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

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他指出，那些“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数”、“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庶无花法，而堪实用也”。

《纪效新书》中也载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势长拳”，但是用来做体操锻炼的，戚继光说得很清楚：“拳法似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当代，对泛滥的套路表演，也有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其难度比不过体操，惊险比不过杂技，真不知这样的武术应当叫什么”。

中国武术实战能力展望

套路表演是中国武术的特长。

清代后期开始涌现大量的哲理化拳派，比如以太极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立论的八卦掌，比附五行的形意拳，等等，讲解武术的哲理也成为我们的特长。

这都为西方人所不及。

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

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

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与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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