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这个。”

沐婉愣了一下。

这年月，冻疮膏是稀罕物，整个知青点都没几个人能弄到。

李承霄打开盒子，指尖沾了一点微凉的药膏，轻轻往她红肿的手上抹。

动作不重，很稳，一点点揉开，把寒气一点点揉散。

沐婉指尖微微发僵，没有躲，就那么安安静静伸着手，任由他细心涂抹。

屋里很静，只有窗外雪光反射进来，和两人轻轻的呼吸声缠在一起。

就在这时，村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通知所有社员、知青，午饭后到晒谷场开大会。

怕人不来，喇叭里特意强调一句：到场一律记满工分。

李承霄抬眼：“昨晚开会，说的什么内容？”

沐婉摇摇头：“不知道，我没问，她们也没说。”

张守田、王德厚都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狂热干部，心底还留着几分实在人情。

他们比谁都清楚，村里人连肚子都填不饱，自己手里又没权没粮，实在帮不上什么大忙。

于是那些虚头巴脑的形式、喊不完的口号，能不搞就不搞，多给大家留点儿时间，偷偷摸摸搞点副业，好歹能混口饱饭。

李承霄道：“吃完饭咱们还是去一趟，天这么冷还硬开大会，肯定是上头压下来的大事。”

十二月的陕北，天寒地冻。

那种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风不大，却干得像细沙，刮在脸上生疼。

打谷场的地冻得梆硬，跺一脚，脚底板都发麻。

人来得稀稀拉拉，没几个准点。

可到最后，人还是凑齐了——不为别的，就为今天这一天满工分，跟下地干活一样。

王德厚站在场边的石碾子上，冻得清了清嗓子，扯着喉咙喊：“都往前凑凑！

别戳在后头！

今儿这事是公社传下来的精神，重要得很！”

底下人慢腾腾往前挪几步，揣手的揣手，蹲下的蹲下，靠墙根的靠墙根。

有人掏出烟袋锅，按上烟叶，按得瓷实。

队长身边站着个年轻人，是公社下来的干部，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攥着一卷报纸，脸冻得通红。

“都别说话了，先唱个歌！”张守田又喊了一声。

有人起了个头，众人便参差不齐地唱起《东方红》。

声音不高，有的张嘴不出声，有的跟蚊子哼哼似的，有一搭没一搭地唱完。

唱罢，公社干部开始念报。

声音拔得挺高，可风一吹，散得七零八落。

李承霄站在后头，听不真切，只断断续续抓住几个词：

反击右倾翻案风、阶级斗争、要搞马克思主义……

台上念得一本正经，台下早乱了套。

“他二叔，你家林娃子说亲了没？”靠墙根蹲着的两个脑袋凑一块儿，压着嗓子嘀咕。

“没呢，等过了年吧，娃还小。”

“二十二不小了，搁以前孩子都满地跑了。”

前头有人回头瞪一眼，两人暂时闭嘴，没过片刻，又低声聊了起来。

另一边，一个婆姨借着人堆挡风，低头纳鞋底，粗针穿过厚布，发出一声轻响。

旁边另一个伸头瞅了瞅：“针脚这么细，给谁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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