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权社会，官府的威望是巨大的，只要定下了方针，效率是极高的。

扫清了士绅的阻力，杨易规划的新城迅速从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十万劳工轰轰烈烈的开到了新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建设。

至于钉子户，那是没有的，即使有也进了大牢；想坐地起价的，到牢里慢慢谈。

什么人权、环保，没那概念。

杨易的新城计划刚公布时，多数人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噱头罢了。

事实让他们见证了杨易的决心和意志。

农场特有的建设模式让上海人，让整个江南人见识到了什么叫“建设”，绵绵不绝的爆破声将一座座山丘夷为平地，江上络绎不绝的船只将各地的物料源源不断的运来，在劳工们震耳欲聋的号子声中，一条条道路呈现出来，一座座房屋矗立起来……

上海新城在人们肉眼可见的速度中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变化，昨日的芦苇荡变成今日的石板地，滩涂变成石堤……

伴随着新城“硬件”建设的是“软件”的完善，特区行署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与朝廷对应的“六部”，礼、户、吏、兵、工、刑六房分别建立，其它府衙该有的机构基本都有，只是杨易对其职能进行了调配，使之更适应新的形势。

核心骨干成员以农场带来的人员为主，其余人员就地招募。

大明的读书人很多，但是能通过科举入仕的只是极少数，而读书人其它就业渠道又太少，大部分读书人依然只能从事农业。

新城的官员虽然没有朝廷编制，但终究有官员之实，工作体面，俸禄还高，吸引着很多读书人前来就业。

杨易对新城官员的选拔也很简单，考试。

其考试的题目则让习惯的读书人们抓耳挠腮。

杨易需要的是务实的、技术性官员，而不是满嘴之乎者也的迂腐之人。

所有考生一视同仁，不问出身、不问户籍、不问性别，只凭分数录取。

比如，行署需要大量的会计人员，招募时的考题以算学为主，出的题是实际中会碰到的应用题，算账的速度、算盘的熟练程度等等。

工房招募的人员，需要熟悉材料和产地、熟悉工序、熟悉施工等等。

那些读死书的读书人一个个看到题目傻眼了，满肚子的、诗词曲赋竟然派不上用场。

不甘心的他们跑到行署理论，说为什么不采用朝廷取士的考题，说考题是对读圣贤书之人的蔑视云云。

整个江南都注目着杨易的特区，杨易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想骂人的时候提提杨易，想探奇时打听打听杨易。

杨易的每一个举措，都足够他们从日出聊到日落。

一些精明的商贾嗅到了商机，茶楼、酒肆请来评书人专门讲述杨易，常常爆满；卖货的商贾动不动就说这款产品杨易买了不少；连青楼也来蹭杨易的“热度”，向嫖客推荐某位姑娘时说是杨易喜欢的款儿……

杨易“取士”的考题传出来之后，在江南引起轩然大波，读书人寒窗苦读就是为了金榜题名，而今杨易将“圣贤书”踩在了脚底下，令大儒们愤怒不已，纷纷撰文大骂杨易。

有人欲大规模组织士子们去上海抗议，杨易闻讯后放话，尽管过来，上海人热情欢迎学子们，酒肆、茶楼、青楼等着你们来，记得多带些银子，别到时回家的盘缠都没了。

杨易的话让人们想起了“十万学子入苏州”的盛况，一个个摩拳擦掌、气势汹汹的学子到苏州来同阉党斗争，结果呢，被杨易“折腾”的灰头土脸，喂肥了苏州的商贾小贩，空了自己的钱袋，很多学子回家都没有盘缠，一路靠施舍回乡，把脸丢尽了。

杨易一句话，瞬间瓦解了大儒们组织学子去上海抗议的念头，前车之鉴摆在那里，不能重蹈旧辙。

儒士们只能采取隔空骂战的办法抨击杨易，除了过过嘴瘾，伤不了杨易丝毫。

当然了，也有“不识相”的儒士，想博取名头，组织少量学子到上海“捍卫礼教”，还没进入上海县城就被早已“迎候”的青楼女子们“瓜分一空”。

青楼女子们本以为又有大规模“学生运动”，早就枕戈待旦，没曾想他们不敢来，好不容易来了几个，自然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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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掌握着舆论，其影响不容小觑。

杨易成立特区报，定期发行，作为行署的“喉舌”同儒士们展开舆论对攻。

杨易发表了三篇文章，奠定了特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第一篇，《何为特区？

》，特区之特在于行不同于大明的法度，探索富民强国之策，具有实验性质。

允许突破以前的窠臼，大胆革新，不惧失败。

行之有效可推而广之，即使失败也不过影响一地，不会造成大乱。

世人应鼓励、包容，而不是指责和阻碍。

没有突破则没有特区，特区存在的意义就是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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