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格纳继续往下翻。

第五份，来自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处长。

“施密特同志：我家在农村，父母年迈，需要人照顾。

我每周都要回去看望他们。

如果去煤矿参加义务劳动，可能一个月都回不了家。

不知是否可以安排我去农村参加劳动？

这样既能尽义务，又能顺便照顾父母。”

韦格纳笑了。

“这位同志，倒是会想办法。”

施密特也笑了。

“主席，还有更有意思的。”

韦格纳翻到第六份。

这一份很长，密密麻麻写了两页纸。

来自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一位副局长。

开头是这样的：

“施密特同志：关于义务劳动方案，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想和您探讨一下……”

然后列了六条“想法”：

第一，干部参加劳动，会不会影响本职工作？

毕竟各部门任务繁重，抽走骨干，工作谁做？

第二，劳动效率问题。

一些干部们没干过体力活，去了也干不了多少，反而可能影响矿上的正常生产，是不是得不偿失？

第三，安全风险。

干部们下井，万一出事故，谁来负责？

这个责任太重了。

第四，形式主义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做秀，是搞形式。

我们何必授人以柄？

第五，家属参加是否必要？

孩子还小，正是读书的年龄，去矿上劳动，会不会影响学业？

第六，建议先试点，不要全面铺开。

比如先让年轻干部去，老干部暂缓，等总结经验后再推广。

韦格纳看完，放下这份报告，闭上眼睛。

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着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你怎么看？”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这些理由，有些确实有道理。

比如家有幼儿的女同志，比如身体确实不好的老同志，比如正在处理紧急事务的同志。

这些情况，应该考虑特殊安排。”

他顿了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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