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部分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不想去。”

韦格纳点点头。

“继续说。”

施密特拿起那几份报告，一份一份地指着。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身体不好？

上个月我还看见他在运动会上打网球，打得挺起劲。”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就不行了？

矿上五十多岁的工人多的是，人家天天干活。”

“这位外交部的司长，谈判走不开？

波兰同志的谈判下个月才开始，他急什么？”

“这位财政部的副局长，洋洋洒洒写了两页，说得头头是道。

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顿了顿。

“他不是在讨论一个政策，是在找借口。”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

那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也有一丝冷意。

“施密特同志，你说得对。

这些同志，不是在讨论问题，是在找借口。”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施密特想了想。

“说明有些人，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

韦格纳转过身。

“对。

他们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以为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批批文件，开开会，就是干部了。

他们以为自己比工人高一等，不该去干那些粗活。”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几份报告。

“这些理由，写得真好。

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孩子小，老人老——每一条都像那么回事。

但是——”

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拍。

“工人就不身体不好？

工人就不忙？

工人就没有家？

工人就不养孩子？

工人就不伺候老人？”

他的声音高了起来。

“工人天天在井下挖煤，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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