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希特听着他们吵,一直没说话。
最后,他敲了敲桌子。
“同志们,我提个问题。”
“你们选这些篇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呢。”
他指着那份争议最大的篇目列表。
“这篇关于煤矿工人的报告文学,是去年《红旗报》发表的。
作者是一个下过井的工人同志。
他写的,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
文字不漂亮,但真实。
我希望孩子们能读得懂真实。”
他看向语文组长。
“就这篇吧。”
凌晨四时,最后一题审定完毕。
里希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沃格特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里希特同志,您辛苦了。”
里希特接过茶,喝了一口。
“沃格特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农村教师参加命题吗?”
沃格特摇摇头。
里希特说:
“因为我们这些人,坐在柏林太久了。
久了,就要忘了土地是什么味道。
忘了农民的孩子在想什么。
忘了工人的孩子需要什么。”
“教育不能飘在天上。
要扎根。”
三月五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摆着最后审定的试卷样本。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
语文,数学,历史,公民,自然科学。
翻到数学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很久。
那道合作社产量规划题。
他笑了。
他拿起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字:
“教育不是选拔贵族,是选拔人才。
考题要让工人农民的子弟也能答好。
这道合作社的题,出得很好。”
他放下笔,把文件递给旁边的秘书。
“送给里希特同志。
告诉他,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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