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柏林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

车门打开，走下来五个中年人。

他们说着法语，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好奇和震惊。

这是来自法国的教育代表团。

带队的叫皮埃尔纳，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法国教育界的权威。

旁边一个年轻的随员小声说：“贝尔纳同志，德国的同志们让我们进去参观。

但不能打扰考生。”

皮埃尔纳点点头，走进校门。

他们被引导着，穿过安静的走廊，站在一间考场的窗外。

透过玻璃，他们看见几十个年轻人低着头，伏在桌上写字。

没有人抬头，没有人张望，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皮埃尔纳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低声对随员说：

“你知道巴黎的考场是什么样子吗？”

随员摇摇头。

贝尔纳说：“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偷看别人的卷子，有人带小抄。

监考老师要不停地走来走去，不停地喊安静。”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考场。

每一间都一样安静，一样专注。

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皮埃尔纳停住了。

那间考场的窗边，坐着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孩。

他的左腿空荡荡的，但他的背挺得笔直，写字的手稳稳当当。

皮埃尔纳问陪同的德国同志：“这个孩子，是什么人？”

官员看了一眼，说：“工伤子弟。

父亲死在矿上。

是由国家全额资助读书的。”

皮埃尔纳沉默了很久。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对随员说：

“我们在教育上的方式方法还是要跟德国同志们学习啊。”

随员问：“贝尔纳先生，您的文章……”

贝尔纳摆摆手。

“不写了。

回去重新研究。”

同一时间，街角的咖啡馆里，一个穿着旧风衣的中年人正在低头写笔记。

他是《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名字叫詹姆斯·莫里森。

他来德国三年了，写过无数篇报道，有赞扬的，有批评的，有中立的。

今天这篇，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写。

詹姆斯抬起头，望着窗外。

街对面就是考点门口，家长们还在那里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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