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斯特曼今年三十八岁，写过三本，两本戏剧，若干散文。

读者吹捧说他是“柏林文坛最锐利的笔”，说他的书“让人睡不着觉”。

韦斯特曼自己觉得，他是这个时代少数还清醒的人。

清醒地看见社会主义的红旗下面，藏着多少平庸和虚伪；清醒地看见那些欢呼雀跃的人群，不过是被口号驯服的羊群。

当然，这些想法他从不写出来。

他只写风景，写爱情，写那些永远不会得罪人的故事，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三天前，作协的通知到了：下乡实践，为期一个月。

地点自选，但必须去，必须住满，必须参加劳动。

作协主席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韦格纳主席的倡议，知识分子要“接地气”，要“和工农兵结合”。

韦斯特曼微笑着点头，说“好，我去”。

心里想的是：去就去，一个月而已。

忍忍就过去了。

火车坐了一天一夜。

韦斯特曼在车上写了一篇日记：

“离开柏林，就像离开一个活人的身体。

窗外的田野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韦斯特曼站在村口，等着那个据说会来接他的村书记。

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来。

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脚上沾着泥巴。

他脸上带着笑，伸出那双粗糙的手。

“韦斯特曼同志？

欢迎欢迎！

我是村书记，叫库尔特。

一路上辛苦了吧？”

韦斯特曼握住那只粗糙，有力的大手。

他笑了笑。

“不辛苦。

库尔特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库尔特一把拎起他的皮箱。

“不麻烦不麻烦。

走，先去看看住的地方。”

他们沿着村道往里走。

路是柏油路，两边种着白杨树。

房子大多是新建的，红瓦白墙，整整齐齐。

有些院子里停着摩托车，还有一家门口停着一辆浅蓝色的小汽车。

韦斯特曼心里暗暗惊讶。

他以为农村还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样子，土坯房，泥巴路，人跟牲口挤在一起。

显然，他错了。

库尔特边走边介绍。

“咱们村二百三十户，一千一百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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