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的什么？”

克劳福德终于转过头，看着副团长，副团长也识趣地没有再说下去。

克劳福德的目光从副团长脸上移开，扫过那几个站在身边的军官。

有人低下了头，有人看向了别处，有人用咳嗽掩饰脸上的不安。

没有人敢和他对视。

克劳福德忽然觉得很好笑。

不是想笑，是一种荒谬感——他带着这些人，在索姆河的泥泞里爬过，在爱尔兰的暗夜里杀过人，在印度的沙漠里顶着烈日行军。

他们一起吃过苦，一起挨过饿，一起在炮火中互相掩护着撤退。

十几年了，出生入死。

现在，他们想投降。

向一群矿工、纺织工、码头工人——向那些穿着工装裤、袖子上绑着红布的“暴民”——投降。

“你们想投降。”克劳福德说。

没有人回答他。

“你们想向那些暴民投降。

想向那些在利物浦码头上偷东西、在曼彻斯特工厂里破坏机器、在谢菲尔德兵工厂里杀人的暴民投降。”

“你们想放下武器，走出去，跪在他们面前，求他们饶你们一命。

然后呢？

然后你们就自由了？

就能回家了？

就能见到你们的妻子、孩子、父母了？”

“不会。

你们会被他们编进他们的‘红军’，穿上他们的红布条，拿着你们手里的枪，转过身来，打你们自己人。

打那些还在为这个国家战斗的人。

打那些没有投降的人。”

他停了一下。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

我不投降。”

他从腰间拔出手枪。

“我打过德国人，打过爱尔兰人，打过印度人。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低过头。

今天也不会。”

人群中，那个把头盔摔在地上的士兵开口了。

“长官，你打过德国人，打过爱尔兰人，打过印度人。

你打过英国人吗？”

克劳福德的目光转向他。

“你打过和你一样说英语、喝红茶、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英国人吗？”

“你没有。

你打的是别人。

德国人、爱尔兰人、印度人——都是别人。

但我们今天要打的，是我们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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