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初春，冰雪开始大面积消融。

寒风逐渐失去了凛冽的锋芒，被温暖的东南季风一点点推回了北方。

西京市的街道两旁，光秃秃的白杨树枝条上，已经隐隐能看到饱满的嫩芽。

成千上万名被秘密运回的顶级苏联专家，被迅速安置在各大保密科研院所。

那些用罐头和皮衣换回来的航空发动机图纸、大型水压机数据，正在没日没夜地被输入昆仑超级计算机的阵列中，转化为重工业体系的新一轮图纸。

实体经济的暴增，带来了物流与资金流的海量吞吐。

南方的特区工厂日夜不息地将收音机、电视机和纺织品装上远洋货轮，发往欧洲和北美。

三月五日，上午九点。

西京市长途电信综合大楼。

这栋位于市中心的灰色大楼，是进行信息交换的核心枢纽。

四十五岁的马卫国满头大汗地挤在长途传真业务的窗口前。

他是一家国营机械进出口公司的业务主管。

他的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人造革公文包，手里紧紧攥着一叠盖着红章的装箱单和合同报价表。

“同志，我这拨往西德法兰克福的传真，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发出去？

外商那边等着确认信用证，晚了一天，这批机床在港口的滞留费就是好几万块钱啊！”马卫国扯着嗓子，对着玻璃窗口里的电信操作员大喊。

操作员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职工，她戴着厚重的耳机，双手在面前的控制台上飞快地切换着线路插头。

她的额头上也全是汗水。

“马主管，您冲我喊也没用！”操作员摘下一边耳机，无奈地大声回应，“跨洋的海底铜轴电缆线路全满了！

现在排队的国际长途和传真信号，已经堵到了交换机的缓存极限。

刚才好不容易给您接通了法兰克福的节点，数据传到一半，线路噪音太大，信号直接断了。

得重新排队！”

马卫国急得直跺脚，他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

“这叫什么事！

咱们厂里造机床，三天就能下线一台。

结果为了发几张破纸，得在这里等上一整天！

这做的是什么跨国买卖！”

不仅仅是长途传真。

在营业大厅的另一侧，办理国际长途电话的隔间外面，同样排起了长龙。

许多外贸业务员为了能够在新的一天开盘前与海外客户通上话，甚至带着干粮和军大衣，在电信大楼的长椅上熬夜排队。

大西北在地面上铺设的九州数据通信网，虽然在国内实现了毫秒级的调度，但一旦跨出国境，就必须接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通信网络。

连接亚洲与欧美的海底电缆，绝大多数依然是老旧的同轴铜缆。

这种电缆的通信带宽极小，一条粗大的海底电缆，同时只能容纳几千路电话通话。

随着华夏对外贸易量的指数级暴涨，这少得可怜的通信带宽，就像是一根纤细的吸管，根本无法吞吐华夏那犹如汪洋大海般的商业数据流。

更为致命的是安全性。

这些海底铜缆的核心节点和中转站，几乎全部控制在美国和英国的手中。

华夏发往海外的每一份商业报价、每一份技术参数，在通过这些节点时，都处于完全单向透明的状态。

西方的商业间谍和情报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线路上截获电传信号，从而在国际贸易谈判中提前掌握底牌。

咽喉被卡住的窒息感，已经严重阻碍了国家机器的向外扩张。

既然旧的路走不通，华夏的解决方式一贯简单粗暴：自己铺一条更宽、更安全的路。

四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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