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附件更厚，除了法律依据之外，还附了清河特区的五组绩效数据和一份长达六页的“同类案例定性参照表”。

两份稿子再一次放在了郑宏彦的桌上。

郑宏彦把两份稿子并排摆放，右手边是韩冰的，左手边是马有才的。

他的目光在两份稿子之间来回移动。

桌上的台灯发出暖黄色的光。

窗外已经完全黑了，省审计厅办公楼的走廊里只剩下保安巡逻的脚步声。

马有才倒了一杯茶递给郑宏彦。

郑宏彦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

郑宏彦翻到韩冰的附件，指着其中一段：“韩处，你引用的三个先例我都核实了。

有两个确实定性为违规操作，但那两个案子的情况跟清河不一样——一个是挪用专项资金搞楼堂馆所，另一个是关联交易利益输送。

性质完全不同。”

韩冰应声回答：“郑厅，我引这三个案例的目的不是类比情节，是类比程序缺失的程度。

三个案子和清河的共同点是——都没有走竞争性比选。

程序缺失的类型相同，定性的逻辑就应该一致。”

“但定性从来不是只看程序缺失的类型。”郑宏彦说，“还要看动机、看后果、看整改态度。

审计署2019年的内部培训教材第七章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我相信韩处也学过。”

韩冰没有接话。

她确实学过那份教材，但那一章的内容恰恰是她在初稿中刻意回避的。

郑宏彦又看了看马有才的附件：“马处，你这份同类案例参照表做得不错。

但我有一个问题——你列举的六个‘轻微不规范’案例，投资金额最大的是多少？”

马有才翻了翻：“最大的一笔是八百万。”

“清河那笔是一千五百万。”郑宏彦说，“金额差了将近一倍。

你觉得直接套用同一个定性，审计署那边能认吗？”

马有才想了想：“金额确实是一个考量因素。

但我认为不应该是决定性因素。

八百万和一千五百万，在政府投资的量级上差别不大。

真正的分水岭在五千万以上。”

“这个分水岭有依据吗？”郑宏彦问。

“有。

国务院2017年修订的《政府投资条例》第十二条，五千万以上的政府投资项目必须报同级人大审批。

一千五百万不到这个门槛，属于管委会自主决策的权限范围。”马有才说。

郑宏彦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样吧。”郑宏彦说，“三个人再讨论一次。

这一次不准带稿子，不准引文件。

就说你们心里的话。”

三个人在郑宏彦的办公室里讨论了整整一个下午。

办公室的窗帘被拉上了，灯光照在堆满底稿的桌面上，茶壶里的水热了三回又凉了三回。

郑宏彦让秘书把所有电话都挡了，把门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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