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握紧听筒：“晓晓，七点五十见。”

“七点五十见。”

七点五十分整，我骑到晓晓家院门口。

她家在钻井公司家属院，从我家的油建家属院骑过来，要穿过整个生活区，刚好十分钟。

我踩得不快不慢，路面薄雪未化，车轮碾过时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她已经在等了。

今天她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棉服——不是那件米白色的，不是那件浅紫色的，是衣柜里最素净的一件。

头发用黑色发圈扎得低低的，没有戴任何发饰。

那条她最常系的浅紫色丝巾，那对我送她的藏蓝色小熊发卡，今天都没有出现。

她脸色比往常要白一些，眼眶微红，但神情很安静。

没有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她的双手空空的，没有背那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

今天不用上课，不用带课本，不用带那只绣着小花的水壶。

只需要去送一位老人。

“上来。”我说。

她没应声，侧身坐上后座，手轻轻扶在我腰侧——不像往常那样拉着衣摆，而是握得很紧，隔着羽绒服也能感觉到那份用力。

车轮重新轧过积雪，发出和来时一样的沙沙声。

街上人很少。

晨光从灰白的云层里透下来，照在路边的春联上——红还是那样红，却没了除夕那天的耀眼。

有些人家已经把灯笼取下来了，门口空荡荡的，留下两个钉眼的痕迹。

偶尔有自行车迎面驶过，铃铛声比平时沉闷许多，骑车人穿着深色的工作服，脸上没有表情。

路过钻井公司家属院门口时，晓晓没有说话。

那辆熟悉的黑色伏尔加不在老位置。

院子里很安静，只有几个穿蓝色工装的家属正结伴往外走，手里拎着空饭盒——她们是去给加班的丈夫送早饭的。

“我妈说，”晓晓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轻轻的，“公司今天上午开追悼会，下午才恢复正常。

所有工地都停工了。”

我没说话，只是把车骑得更稳了些。

一路上，我们看见了很多人。

那些平日里这个点应该在早市买菜的大妈，今天都穿着深色的棉袄，三三两两往居委会走；那些本该在街边下棋的老头，今天聚在宣传栏前，对着还没贴出的讣告沉默抽烟；油建公司的灰色大楼前，几个工人正在挂横幅，白底黑字，在寒风里一下下翻卷。

父亲站在门口，穿着那件很少上身的藏青色中山装，和几个同事一起搬着花圈。

他看见了我们，没有挥手，只是远远地点了一下头。

那个点头很慢，很用力。

晓晓的手在我腰侧又握紧了些。

八点整，我们骑进四中校门。

李大爷站在门卫室门口，今天没像往常那样笑着喊“慢点儿骑”，只是沉默地朝我们点了点头。

他穿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领章的位置空空的，但熨得很平整。

车棚里已经停了大半的车。

我锁好车，晓晓站在旁边等。

她今天什么都没带，两只手垂在身侧，轻轻交握着。

走进教学楼时，广播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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