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文石在画前伫立良久。

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件旧事：光绪年间，沈观澜的父亲沈墨卿曾任驻英法公使参赞，在伦敦结识了一位非洲王子。

二人惺惺相惜，曾互换信物，沈家得一块非洲陨铁，沈墨卿回赠一方田黄石印。

后来沈墨卿因卷入维新党案被罢官，那位王子曾多方营救。

“莫非……”孟文石心中一动，开始仔细查看屋内。

多宝格上，器物杂乱：明代的青花瓷瓶插着非洲鸵鸟毛，宣德炉里积着阿拉伯香的灰烬，唐三彩马旁边摆着贝宁青铜雕像。

书案上，砚台未洗，墨已干成块。

镇纸下压着一沓信纸，最上面一张写着：

“丁卯三月二十八，北池雅集，当见分晓。

请柬已发，宾主十三人。

瓷枕为钥，诗偈为引。

金兰之契，在此一举。

若成，则东西之道通矣；若败，则沈某当以身殉道。

诸君珍重。”

孟文石翻看请柬存根。

宾客名单上，赫然列着九位非洲国家使节夫人的名字，以及四位中方人士。

日期就是今日——1927年4月28日。

“今日上午十点……”孟文石看怀表，已是九时一刻。

阿卜杜也在查看。

他从书案抽屉里找出一本羊皮封面的笔记，翻开，内页是沈观澜的日记。

最后几页写着：

“3月15日：瓷枕之预言渐明。

‘见三异’者，一异在天象，二异在地脉，三异在人心。

今夜观星，紫微晦暗，异星耀于南天，主有大事。”

“3月20日：阿卜杜来信，言瓷枕已寻得。

七年之约，将届期矣。

当年牛津夜话，今日或能成真。”

“3月25日：夜梦父亲。

父曰：‘金兰之契，重在信义。

东西之道，贵在相通。

汝当牢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醒来泪满襟。”

“4月26日：一切就绪。

唯担忧一事——彼等会来否？

乱世之中，信义可还在？”

日记最后一页，夹着一片干枯的花瓣。

花瓣形状奇特，孟文石认出，这是“木芙蓉”，但颜色是罕见的靛蓝色。

花瓣背面有蝇头小楷：

“此花名‘湛露’，产自埃塞俄比亚高原。

遇纯水则开，遇浊水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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