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

汉口郊外。

上午。

周德茂来了。

他没有坐轿车，是坐黄包车来的，像是想低调一些。

他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没有穿那件团花缎面的，手里还是捧着那把紫砂壶。

巧英在账房里见的他。

春桃倒了茶，退了出去。

周德茂端起茶盏，喝了一口，放下。

“钟小姐，我也不拐弯抹角了。

商会的决议，你听说了吧？”

“听说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巧英看着他。

“周会长，您觉得我该怎么办？”

周德茂叹了口气。

“钟小姐，你还年轻，不懂这世道的规矩。

佐藤先生不是你能得罪的人。

他在中国二十年，跟过多少大人物打过交道，连蒋介石都——”他停了一下，没敢说下去。

“连蒋介石都怎样？”巧英问。

周德茂摆了摆手。

“算了，不说这个。

钟小姐，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签那个协议？

不是真要把秘法给他们，就是签个字，应付应付。

等风头过了，再想办法。”

巧英看着他，看了很久。

“周会长，您做了一辈子生意。

您觉得，跟日本人签的字，能‘应付应付’就过去吗？

签了字，他们就有凭据。

有凭据，就能拿捏你一辈子。”

周德茂沉默了。

“钟小姐，你不签，厂就开不下去了。

你在武汉待不下去，军需处的订单也做不了。

你一个女人，挺着肚子，带着一群工人，你能去哪儿？”

“周会长，我十六岁开始管厂。

得罪过很多人。

多他一个不多。”

周德茂看着她，欲言又止。

他站起来，拎着紫砂壶，走到门口，又回头。

“钟小姐，你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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