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厅很快下达了详细的命题计划，明确第一周为命题期：先敲定题目框架，再搭建足量题库。

消息一宣布，小会议室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重起来，先前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偶尔有几句关于命题原则的讨论，也都言简意赅，直奔主题。

孙天义和组员们都憋着一股劲，谁也不敢掉以轻心。

高考停考11年，多少年轻人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张试卷上，稍有差错，就可能耽误一个孩子的前程。

孙天义趴在桌上，眉头紧锁，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涂涂改改，脑子里反复琢磨着每一个知识点：基础题要占多少比例？

理解选什么题材才能兼顾城乡学生？

作文题该如何设计，既贴合时代又能让学生有话可说？

张启明教授戴着老花镜，逐字逐句地推敲语法题，时不时用红笔圈出可疑之处，嘴里还念念有词：“这个时态题太偏了，农村孩子可能没学过，得改！”

王芳老师则专注于完形填空，手里的单词手册被翻得卷了边，反复筛选着适合的词汇，确保难度适中。

李建国和赵建军凑在一起讨论听力题，两人压低声音模拟着发音，生怕打扰到其他人。

整个命题过程安静得可怕，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连喝水都尽量轻手轻脚。

孙天义的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手心也被铅笔攥得发潮。

他想起自己下放时，那些白天扛锄头、晚上躲在煤油灯下看书的年轻人，他们眼里对知识的渴望，像一束光，支撑着他此刻不敢有丝毫懈怠。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每个人都身心俱疲。

有天夜里，孙天义睡得正香，突然梦见自己出的英语试卷里，两个核心单词拼错了！

眼看着印好的试卷一箱箱被送往考场，考生们拿着错误的试卷满脸茫然，他急得满头大汗，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胸口剧烈起伏，后背的汗衫都湿透了。

“孙老师，怎么了？”上铺的李建国被他惊醒，压低声音问。

孙天义喘着粗气，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没事没事，做了个噩梦，梦见题目出错了。”

“嗨，我也天天做这种梦！”李建国叹了口气，“昨天夜里我梦见作文题漏了一个关键字，吓得差点喊出声来。”

两人的对话惊醒了其他组员，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才发现原来每个人都在为命题的事焦虑。

张启明教授语重心长地说：“咱们多核对几遍，把风险降到最低，才能对得起孩子们的期待。”

从那天起，大家养成了反复核对的习惯。

每道题出完，先自己检查三遍，再交给其他组员交叉审核，最后由张启明教授统一把关。

孙天义负责的理解题，光是选材就换了五六个版本，从新闻报道到散文片段，反复斟酌，确保既考察能力又不脱离学生的认知范围。

一周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当最后一道题核对完毕，孙天义把试卷初稿整理好，用曲别针别整齐，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伸了个懒腰，感觉胳膊都僵硬了，可看着那厚厚的一摞题目，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是他们五个人用心血浇灌出的希望。

交题那天，教育厅的工作人员来取试卷，反复强调：“命题期间的保密规定还要坚持，各科命题组之间不能接触，也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孙天义等人郑重点头，他们知道，保密是命题工作的生命线，半点马虎不得。

第二周，试卷印制工作正式启动。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承印试卷的竟然是一家印制钞票的工厂！

“我的天，这保密级别也太高了！”赵建军忍不住小声惊叹。

孙天义和另外两位老师被派去监印，出发前，领导特意叮嘱：“制版、印刷全程必须在场，用过的胶板、印错的废页，要当场监督销毁，不能留半点痕迹！”

工厂里戒备森严，进出都要出示证件，车间更是层层把关。

印刷工人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骨干，穿着统一的工装，神情严肃地忙碌着。

孙天义等人被安排在车间角落的观察位，手里拿着记录册，眼睛紧紧盯着印刷机的每一个环节。

印刷机“轰隆轰隆”地运转着，一张张雪白的纸张变成印满试题的试卷，整齐地堆叠起来。

孙天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出现任何纰漏。

有一次，一台印刷机突然卡纸，几张印废的试卷被吐了出来，他立刻上前，亲手把废页收集起来，交给工厂的安保人员，看着它们被投入销毁炉，才松了口气。

工人们实行三班倒，孙天义等人也跟着轮班，白天黑夜连轴转。

刚开始，大家还很拘谨，后来渐渐和工人们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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