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又觉得这时提出此事，似有见利忘义之嫌，终于没有开口。

“反右”之后，紧接着就是全民“大跃进”。

既然这“跃进”是“全民”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父亲抱回来一大摞旧戏本子，说“这十五出戏，要在两个月里整理出来”。

从此，他每天坐在写字台前，攻苦食淡，直到深夜仍不得休息。

一天下午，名画家董寿平来访。

他将一本杂志递给父亲，关切他说：“看看吧。

‘反右’余波未平，听说还有补划的‘右派’呢，你要好自为之啊！”客人离去后，父亲打开那本杂志一看，懵了。

我们见父亲脸色不好，连忙过去看他手里的杂志，上面一行黑体标题赫然入目：《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这篇文章挥舞着“棍子”，从《蜀山》批到《剧孟》，大有置人于死地之势。

父亲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晚上继续整理剧目。

次日清晨，我们见他趴在写字台上，以为他又睡着了，就按惯例给他披上一件衣服，然后上学去。

万万没有想到，当我们回到家里时，父亲已经躺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了。

父亲由脑溢血造成左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这就苦了母亲。

特别是父亲出院后，一切都靠她操持料理。

喂水喂饭她不嫌烦，端屎端尿她不嫌脏，翻身擦背她不嫌累。

我们担心母亲拖垮了身子，总想帮她一把。

母亲却唯恐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尽量不用我们。

她说：“你们的爸爸服侍我二十多年，让我多伺候伺候他吧！”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父亲在床上躺了两年半，竟连一点褥疮都没有生过。

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母亲的抚慰下，父亲竟又萌生起创作长篇历史《杜甫》的念头来。

说到《杜甫》的创作，应该感谢现在任澳门市政府厅贾梅士博物院副院长赵文房教授。

当时，他是科学院历史所青年研究人员，也在北医住院，慕名请教，不意与父亲结为忘年之交。

父亲出院后，赵先生亦常来家中问候，《杜甫》一书的参考资料即为其所提供。

一九六○年二月，父亲躺在床上，开始口授《杜甫》，由秘书侯增记录。

断断续续，到一九六一年二月，终于完成了作品初稿。

当侯增用工整的钢笔小楷，录下关于杜甫“穷愁潦倒，病死舟中”那一段描写时，父亲对母亲说：“二小姐，我也要走了。

你多保重！”果然，到了第三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父亲溢然离开了人间，享年五十九岁，恰与杜甫同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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