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了好几个月，我胡子都长出一把来啦……”他的沉着、机智赢得了观众的赞赏，剧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十四、欣游西北激情难已

父亲虽然入了伍，却算不得合格的军人。

别的不提，就说那军风纪吧，他都很难按规定做到。

穿军衣，风纪扣常常忘记扣好。

军帽“顶”在他那大脑袋上，总让人觉得有点滑稽。

团里开会，他往往人在心不在，灵感一来，就暗自编起戏词儿来。

尽管领导并、不苛求父亲，他也意识到这“的确很不像话”，想努力改一改。

不料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紧张、严格的部队生活，又要离开它了。

一九五四年，总政京剧团撤销，大部分演员转入宁夏京剧团。

父亲则留在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坐家”。

当时，田汉对父亲说：“这样或许于你更合适些。”果然，他“坐”在家里并未清闲。

在“百花齐放”的氛围中，父亲所谙熟的“章回体”又找到了生长的土壤。

一九五五年，上海《新闻日报》连载了他的章回历史《岳飞传》，受到国内读者的关注。

接着，应中国新闻社之约，他又连续推出《剧孟》、《游侠郭解》两部长篇。

一九五六年，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

剧作突出调查研究重要性的主题，令他激动不已。

于是，他又在反复剧本及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调动起自己江南生活的经验，写成章回《十五贯》，交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父亲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对理论学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得那年黄药眠教授主编的《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刚刚出版，他便购回连夜翻阅，以后又多次研读，字里行间画着各种符号标记，“天”上“地”下记着每次的感受体会。

当时，戏剧家阿甲正跟苏联专家学习体验派表演理论，父亲得知，便请这位好友来家转授。

每逢周末阿甲一到，他即停笔请教，殷切之态可掬，仿佛一个小学生。

学习理论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父亲艺术创作的自觉性。

我们看到，一向自视甚高的父亲，渐渐变得谦虚起来。

一次，观贤批评他由越剧《梁祝》移植的京剧《南山化蝶》，说这个剧本旦角戏大多，小生戏太少，有点“重女轻男”。

他听了，连声承认“有道理”，还检讨说：“旧时编戏有个毛病，就是只顾因人设戏，而很少考虑内容的需要。

我就有这个毛病。”

一九五六年夏，父亲随中国文联组织的“作家艺术家西北参观团”赴大西北访问。

参观团由著名诗人冯至任团长。

路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淳朴勤劳的人民，给父亲以巨大鼓舞，登山临水，进厂下矿，他每每诗兴大发，吟哦不已。

游终南山，遥望群峰如翠，他顿觉置身“画屏锦绣中”而喜不自胜；登少陵原，瞻仰“而今庙貌新”的杜公祠，他竟产生“诗圣招我来”的感受，甚至想象与杜工部“把盏凤凰台”；登上建设中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激发了他“欲借千峰作彩笔”的创作冲动……每一处，都在增强他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每一处，都在加深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

从大西北归来，父亲即雄心勃勃地制订出创作计划：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章回体写一部名为《勘探姑娘》的长篇；与阿甲合作，编导几台反映现实生活的京剧……但是，还未及付诸实践，“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十五，“跃进”声中一病不起

在那场“反右”运动中，父亲并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

时至今日，一些老朋友对此仍感到大惑不解：父亲这样一个旧文人，怎么竟安然无恙呢？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内部整风开始后，《光明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的记者纷纷登门采访。

他们问父亲：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对党的文艺有什么意见？

是否希望重新出版解放前的旧作？

等等。

父亲一一婉谢了他们，没有提什么意见。

倒不是父亲有什么预见，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极重情义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界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等，在思想上，创作上，乃至在生活上，都曾给父亲许多鼓励和帮助。

父亲的杂记簿里，就有这样一页接受资助的记录：邓（初民）副省长：四百元，寿昌（田汉）公：二百元，阳翰（笙）老：三百元……在父亲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朋友，又是于自己有恩的人，十分可敬可亲。

莫说自己没有什么委屈，即使受了委屈，也可以慢慢向他们诉说，何必一定要公之于众呢？

至于重新出版旧作，父亲倒是有些想法。

比如《蜀山剑侠传》卷帙浩繁，可否出个删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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