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二话没说，跑到百货公司买回一只小型足球。

哪知正要“颁奖”，一位小同学找上门来：“还我红领巾！”想不到观鼎脖子上的红领巾是硬“借”来的。

父亲一怒之下，打了他二十板子，责令他用打肿的手送还红领巾。

晚上，父亲把全家召集到一起，严厉地批评观鼎说：“谎言终难长久，说谎的人，不该让他达到目的！”说罢，举刀把那只崭新的足球砍成两半。

说也奇怪，有时我们犯了过失，看来必罚无疑，父亲倒并不怎么计较。

一天，我们和邻家几个孩子瞄上一只空船，趁主人去街里购物的当儿，跳上去把它撑走了。

本想玩一会就回来，哪知越玩越兴奋，渐渐忘乎所以，到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船“划”回来时，天色已晚，农民伯伯正在岸上骂街呢！

这种“罪过”，依了母亲是要“重罚”的，我们也都做好挨打的准备。

不料父亲竟反转来替我们求情：“小娃娃敢撑船出城，遇到困难还能‘同舟共济’，不简单！

下不为例吧！”

可惜，正当我们茅塞初启时，父亲要离开苏州了。

一九五○年秋，上海天蟾京剧团成立，特聘父亲为该团总编导。

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已是一片‘柳暗花明’，便风尘仆仆地走马上任了。

十三、执导京沪粉墨登场

上海天赡京剧团虽然年轻，却也行当齐全，人才济济，如谭派传人谭元寿，青衣新秀李丽芳，都是撑得起大台面的“台柱子”。

他们正盼着上演新戏，父亲便赶到了。

父亲到上海后，住进天赡舞台三楼一间斗室，仅有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

就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父亲“日夜兼程”，创作、改编出一个个剧本：《雪斗》、《白蛇传》、《岳飞传》……

这些戏，“站在今天看昨天”，对传统剧目和历史题材予以重新审视，沟通了历史人物与当代人某些相关的思想感情，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

特别是《岳飞传》，父亲把这个以生为主的剧目，改编成生旦并重的戏，既表现岳飞誓死抗金的英雄品格及其历史局限，又突出岳母深明大义的美德对他的影响，从而说明了岳飞性格形成、发展之必然。

一九五二年初，军委总政文化部决定成立京剧团，专函邀请父亲去北京担任编导，他便辞去待遇优厚的职务，欣然北上。

入伍后，父亲遇到两大难题。

一是经济收入落差太大。

在上海，他每月至少也有上千元的进项，而现在，他拿一百五十元已经算是“高薪”了。

父亲是大手大脚惯了的，又有那么多子女，怎么办？

团里领导早想好了解决办法——破例允许他在团外兼职。

这样，父亲又在张君秋领导的北京京剧三团和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分别兼任编导和委员，均得到相当高的报酬。

一人身兼三职，领取三份薪金，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二是鸦片断源。

他在过去染上的“烟霞癖”，直到五十年代初还在纠缠、折磨着他。

在上海，他熟人多，多少还能抽上几口；到了北京，鸦片绝迹，连烟味也闻不上了。

没办法，只能强忍着。

一天，总政文化部王同志来访，一进门，见父亲蜷缩在沙发里，浑身发抖，还以为他病了，忙说：“请医生看看吧？”父亲心里紧张，一边硬撑着站起来，一边说：“不用麻烦……”话未说完，又倒在沙发上。

母亲是个痛快人，见此情景，便说：“莫要瞒了，讲出来吧！”于是真相大白。

组织上知道父亲旧习未除，非但没有歧视他，反而鼓励他，把他送到当时最好的医院——协和医院。

三个月后，父亲的旧习便根除了。

摆脱了瘤习的困扰，父亲显得格外精神焕发，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创作。

他和团里同事亲密合作，改编整理了《秋江》、《打渔杀家》、《抗金兵》等一系列剧目，还大胆进行戏曲改革，成为最早取消自报家门、引子、定场诗等传统手法的编导之一。

父亲耽于京剧艺术，从不吝惜气力，有时还要逢场做戏呢。

一次晚会，《女起解》中饰崇公道的演员突然发病，舞台监督正在犯愁，父亲已经换了装，准备出场了。

可是，他“哎嘿”一声刚上场，便引起哄堂大笑。

原来父亲只顾酝酿感情，竟忘了戴“吊搭”（髯口）。

幸好他灵机一动，现编了两句：“这个世道哇，真叫人气恼！

一气能把你胡子气掉。”观众安静了，他就光着脸演下去。

快到太原府了，他又编新词儿，对苏三说：“你等着，我瞅瞅前面是甚么地方了。”边说边走，来到上场门，迅速接过“吊搭”，往脸上一挂。

转回身来，再添几句：“苏三哪，太原府总算到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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