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导演早上七点四十到。

第二个八点十五。

九点前，工作室前台已经摆了六个剧本袋。

有人冲着沈砚的热度，有人看中《旧灯之下》的口碑，也有人真正关注《楼道灯亮着》建立起来的低成本制作流程。

退掉代言并没有自动证明他会选戏，只让市场确认了一件事：他不会为了最快的钱接下所有东西。

前台没有按导演名气安排顺序。

预约邮件先到先登记，临时到访只进入候补。

第一位导演因此是拍过两部网络电影的顾延，第四位才是拿过大奖的名导团队。

名导制片人对此不满，认为行业合作不该像医院挂号。

江知微给出的选择很简单：可以留下材料，由内容组按流程接收；也可以另约正式商务会面。

不能因为媒体守在楼下，就越过前面已经预约的人制造一张更好看的握手照。

对方最后留下剧本，拒绝等待。

这并不代表项目被怠慢。

所有材料在当日统一生成回执，缺少页码、权利说明和联系人授权的，二十四小时内收到补件通知。

工作室承诺的是处理时限，不是所有导演都能见到沈砚。

于是，另一种生意找上门。

最厚的一本是古装权谋剧《长河印》。

总投资两亿四千万，拟邀沈砚饰演男主，片酬四千万元，另有播放奖励。

导演没有来，来的是总制片人。

他把完整投资计划、主创名单和前十二集剧本一并带到。

“后面二十八集正在飞页优化。”

投资计划里，制作费用很扎实，服化道与外景也有勘景资料。

宣发预算却把沈砚个人账号自然曝光折算成三千万元资源置换，并要求工作室保证至少八次主话题配合。

江知微指出，个人传播可以列合作义务，不能直接记成已经到账的现金投资。

总制片人同意调整表述，却坚持沈砚必须承担招商承诺的一部分。

“主演参加宣传合理。”她说，“但先有完整角色和可执行通告。

不能项目后半段还没写，就让他先承诺为每次改动背书。”

对方反问：“等全部确定，市场窗口早没了。”

这也是实话。

大项目往往边融资边开发，演员名字本身就是融资条件。

工作室没有宣布这种模式错误，只把风险放回合同：若项目因剧本、资金或主创重大变化未能推进，档期如何释放、意向如何撤回、招商材料何时停止使用，都应先写。

沈砚翻到第十二集：“结局有吗？”

“人物方向有。

平台要根据观众反馈调整。”

“那我演的是谁，现在还没定完。”

总制片人笑道：“大项目都这样。

你的加入能决定角色走向。”

第二本是犯罪悬疑片《无声证人》。

剧本完整，导演获得过奖，预算八千万。

问题写在权利说明里：故事“参考多起社会案件”，原型采访授权仍在补办，主角的关键证据来自一段现实受害者公开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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