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

到了汉朝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有了更生动的演绎，说是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满足妲己的好奇心，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

而到了晋朝，皇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些文史文章的时候，也不免会犯些“职业病”，又演绎出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

纣王纵是不好，也不至于如此之坏。

后世书生们根据个人好恶，纷纷加工演绎，以讹传讹，其谬岂不大哉？

而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传说，周时的文献没有记载，春秋时也没有，可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突然很生动地描绘起来：“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

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据说韩非子口吃，可文章非常雄辩，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便是明证。

但那时“诸子百家”个个口才了得，为了推销个人的主张、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只顾激扬文字，“强”词夺理了。

很多论据，也多是“想当然耳”。

便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有时也会润润笔。

譬如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上“男女裸奔其间”的合理想象。

当然，在他之前，已经有人在酒池面积上大做文章，说可以“回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这样的想象力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也许，在他们看来，反正纣王不是个好鸟，形容得再**、再荒唐也无妨。

历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警示后人嘛，于是，他们的想象和润色，便常常显得坦然而大方。

譬如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皇甫谧觉得还不过瘾，一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高度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

同时，妲己的妖孽和毒辣形象也逐步升级。

从《尚书》里讨伐纣王的一句“听信妇言”开始，到《国语》里的“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再到《吕氏春秋》里的“商王大乱，沈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都还是不太离谱的合理推断。

再到后来，年代愈久，想象力就愈丰富，写出来的史料也就愈生动，直到后世的《封神演义》，因为没有史家的顾虑，加上历代文人提供的诸多素材，演绎起来更是神乎其神。

千古恶女的罪名，也终非她莫属。

对此，不禁要扪心自问：那些关于妲己近乎变态的行为，虽是后世杜撰，可我们为什么一直津津乐道，而且好像还很乐意把这些脏水泼在一个女人身上？

纣王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那么，为什么纣王会被描述得如此不堪呢？

这不得不从纣王本人谈起。

《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自然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大丈夫。

只可惜，也正因为具备这些过人的才能，他便骄傲自大，听不进别人意见，有着“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的坏毛病，“以为皆出己之下”。

同时，他还有“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的毛病。

身为一个君王、一个英雄、一个男人，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绝非后人夸张得那么荒淫无耻。

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那个朝代一贯的风气。

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

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足以亡国。

如果说他的时代刑罚过重，也欠客观和公正。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文明执法，用电椅或静脉注射吧？

在此，不妨以事实说明。

《尚书大禹谟》里载，夏朝已有“五刑”制度和“夏台”监狱。

除了砍头外，那时还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酱)、车裂、腰斩、绞杀、烧死、弃市、灭族等各类残酷的刑罚。

也就是说，这些刑罚并不是商纣王独创发明的。

该不该对他的政敌或罪犯处以这样的刑罚，那就是司法制度的问题了。

再举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刑罚。

《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轻罪重判，当时子贡以为罪轻而罚太重，便去问孔子。

孔子却认为制定此种刑罚的人是了解治国道理的。

因为如果扬灰时恰遇过路人，使其满面蒙尘，那此人必定

发怒，怒就会斗殴，因殴斗罪，按当时法律要灭三族。

所以，弃灰于道看来过错轻，实则重，这样的重刑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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