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他的工作。

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向父母解释的工作。

一个在行业目录里不存在的工作。

一个也许五年后、十年后就不存在了的工作。

但现在，此时此刻，有人需要它。

窗外的桂花香更浓了一些。

林渡拿起笔，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个新的代码。

电话响的时候，林渡正在洗一个碗。

就一个碗。

他中午吃的挂面，面汤里打了个鸡蛋，碗底结了一层薄薄的蛋渍，得用钢丝球使劲蹭才能蹭掉。

他关掉水龙头，擦了擦手，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陌生号码，属地是四川成都。

他不认识成都的人。

第一声他没接，第二声响到一半的时候，他接了。

“你好，请问是林渡林老师吗？”对面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语气很正式，像是打工作电话。

林渡说我是。

对方停顿了一秒，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说：“我叫罗斌，是一个朋友推荐的你。

她说你帮我处理一些……人际方面的事情。”

林渡走到客厅，拿起笔记本，靠在沙发上。

“您请说。”

接下来的十五分钟里，罗斌讲了一个让林渡感到棘手的案子。

不是技术上棘手，是伦理上棘手。

罗斌今年四十一岁，在成都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已婚，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他想结束的关系，不是朋友，不是同事，不是前任——是他的母亲。

“我不是不想养她，”罗斌的声音有一种疲惫的克制，像一个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人，已经没有力气愤怒了，“我每个月该给的钱一分不少给，逢年过节该回去回去，该买的东西买。

但我真的不能再让她住在我们家了。

林老师，她在这里，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

林渡没有急着插话。

他仔细听着罗斌描述母亲住进家里之后的情形：冰箱里的东西永远被重新摆放过，做饭的口味被不断挑剔，孩子穿什么衣服、几点睡觉、看什么动画片都要插手。

罗斌的妻子从最初的忍让到后来的争执，到现在已经收拾好行李搬到了娘家，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你妈不走，我不回。

“我跟她谈过很多次。

每次我开口说‘妈，要不您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她就哭了。

不是大吵大闹，就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哭。

哭完了说‘我知道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嫌弃我，我走就是了’。

然后她就真的去收拾行李。

你说我能怎么办？

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一个人在老家，万一出点什么事，我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罗斌说到这里，声音终于有了一点裂痕：“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老婆跟我离婚啊。

林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林渡靠在沙发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

那个裂纹像一张扭曲的地图，现在看起来又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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