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斌回了一个“好”。

林渡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骑上车往前走。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一些说不上来的味道，不是臭，是一种腐烂和生长同时发生的复杂气息。

他骑得很慢，链条发出细微的咔嗒声，在安静的河岸边显得格外清晰。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

那是三年前，他决定做这个职业之前，最后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

他在那家公司的最后一天，收拾完所有东西，把工牌放在桌上，走了出去。

走到公司大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玻璃幕墙的大楼。

阳光在上面打出一个耀眼的光斑，他眯着眼睛，看见光斑里有自己的影子——一个模糊的、矮小的、看不清轮廓的影子。

他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能帮他对那家公司说一句“我不干了”，而不是让他自己走进那个会议室，面对部门经理那张假笑的脸，他说不定会轻松很多。

但他没有那个人。

他只能自己说。

他说了，而且说得很好——面带微笑，措辞得体，没有撕破脸，没有摔门。

但那一个月里，他每天晚上失眠，胃痛，吃什么吐什么。

不是因为辞职这件事本身，是因为“说出这句话”这个动作消耗了他所有的力气。

后来他就想，如果我能帮别人做这个动作就好了。

所以他做了。

林渡骑到小区门口的时候，门卫老刘喊住了他：“林啊，有你一个快递，放了好几天了，你没来拿。”

林渡接过来一看，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寄件人信息，只有他的名字和地址，字是手写的，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子写的又像是老人写的。

他掂了掂，很轻，好像里面只有一张纸。

他在楼道里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一张贺卡，那种最便宜的路边小店卖的贺卡，封面是一束塑料质感的玫瑰花，写着“祝您天天开心”。

打开来，里面写了一行字：

“林老师，谢谢你帮我结束了那段我最想结束但又最舍不得的关系。

我现在很好。

希望你也很好。”

没有署名。

林渡看了两遍。

他把贺卡合上，塞进口袋里，上了楼。

打开家门，屋子里黑漆漆的，一切维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沙发上的毯子没有叠，茶几上的杯子没有收，白板上的便签纸在黑暗中像一排沉默的眼睛。

他开了灯。

光一下子涌进来，把那些便签纸照得清清楚楚。

十四张。

不，加上罗斌那个还没确定要不要写的，十五张。

他把贺卡放在茶几上，看了它一会儿。

然后他走进厨房，把中午剩的那个碗从沥水架上拿下来，翻过来，确认上面没有蛋渍了。

他把碗放进柜子里，关好柜门，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了手机。

罗斌的那条消息还在聊天框里。

林渡点开罗斌的头像，又退出来。

他看着那个问号，犹豫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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