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早就停了，最后一条动态是两年前转发的一篇关于信任评估伦理的论文。

他的通话记录显示，过去半年主动拨出的私人电话只有三次，都是打给一个叫“陈建国”的号码，每次通话不超过两分钟。

备注写着“父亲”。

“你爸……”赵临犹豫着。

“他觉得我干的是‘判人生死’的缺德事。”陈默说，“他不懂。”

数据继续滚着。

赵临看到了更私密的东西——陈默的智能手环记录了一次凌晨三点的“快速眼动期异常唤醒”，备注是“噩梦”。

他看到了陈默在用餐时间的平均进餐时长只有七分钟，看到了他连续一百三十七天没有休息日。

最后，屏幕上跳出了系统综合评估结论：“建议信任值下调至78.

5，列入职业健康重点关注名单，强制安排至少两周休假。”

“你要接受这个结果吗？”赵临问。

陈默看着自己的评估报告，沉默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夕光又铺进来了，这次是橘红色的，把整间裁决大厅照得像沉在蜜糖里。

“你知道吗，”他终于开口，“这五年来，我裁定了两千多个案例。

我帮过的人，可能比这间屋子里待过的所有裁决师加起来还多。

但系统不会记得这些。

它只看到我现在很累，然后说，你不可靠了。”

“那你就休假啊。”

“休假解决不了。”陈默转头看他，“赵临，你觉得我是因为累才变成这样的吗？

我是因为看多了。

每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把一个人的整个人生拆开来看，看到他们所有的不堪、脆弱、挣扎，然后替他们向系统求情。

你做得越多，你就越知道人有多容易被误判，你就越不敢停下。

因为你一停，下一个被误判的人可能就没有人替他看了。”

“但你这样下去会把自己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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