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查一查王氏平日与哪些走方郎中有来往。

刘知府便派了差役前去李家。

这一搜果然搜出了名堂——李家后院的墙根下埋着一包药渣，请了药铺的掌柜来辨认，说那药渣中有鹤顶红的残迹。

又查了王氏的旧物，找到一张买药的票据，上面写的时间正是李金宝死前三天。

王氏被传唤到堂，三木之下，终于承认是她嫌孙氏碍眼、又觊觎孙氏的嫁妆，便在儿子的酒中下了少量鹤顶红，想嫁祸给儿媳。

不料药量没掌握好，竟害死了自己的亲儿子。

真相大白，孙氏沉冤得雪，王氏被判了绞刑，李家的大部分家产判归孙氏所有。

孙氏出狱后来向陆文昭道谢，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陆文昭连忙将她扶起来。

送走孙氏后，陆文昭回到房中，心中却久久不能平静。

业火灯只用了一次半——第一次照自己的前世，第二次照李金宝的死因——灯盏中的油已经明显地浅了一些，大约用去了一成。

他还有九次左右的机会。

这灯果然是宝物，可每用一次，都像是在耗费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陆文昭隐约觉得那老道临走时说看别人的因果易，看自己的因果难别有深意，但一时又想不透。

此后陆文昭又用了两次业火灯。

一次是他教书的王举人忽然病倒，请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王举人的儿子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陆文昭悄悄点了灯，照了王举人的前世，竟发现王举人前世是个专替人写状纸的讼棍，收了钱便颠倒黑白，害了不少无辜之人。

今生的这场大病，却是前世种下的业果。

陆文昭虽然知道了病因，却没办法告诉他，总不能说先生你是前世作恶太多今生遭了报应。

他只得从别处想办法——用自己攒下的银子请了城中最有名的大夫来给王举人会诊，又日夜守在床前煎药喂汤。

说来也怪，一个月后王举人的病竟慢慢好了起来。

陆文昭不知是自己的照料起了作用，还是王举人前世的业债已经还清了，总之，王举人痊愈后，将陆文昭的束修提到了每月五两，还把家中藏书阁的钥匙给了他，任他随意翻阅。

另一次是城中绸缎商周老板家闹鬼。

周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富商，家中金银满箱，却有一桩心事——他十五岁的独生女儿周玉儿每到夜深人静时就发癔症，又哭又笑，说有个穿红衣服的女人来找她。

周老板请了道士和尚做了好几场法事都不管用，最后听说陆文昭帮孙氏翻案的事，便登门求助。

陆文昭本不想多管闲事，但见周老板满头白发、憔悴不堪的样子，又于心不忍。

他趁着夜色去了周家，在周玉儿的闺房外点了业火灯。

火光中浮现的画面让他吃了一惊——十年前，周老板尚未发家时，曾与一个叫红姑的戏子有染。

那红姑怀了他的孩子，周老板怕影响名声，给了红姑一笔银子让她打掉孩子远走高飞。

红姑不肯，周老板便雇人将她推下了武昌城外的一条大河，伪造成失足落水。

红姑的冤魂不甘，这些年一直缠着周家，如今又附在了周玉儿身上。

陆文昭看完这一幕，叹了口气，他不能替周老板隐瞒，也不能替他驱鬼，只能将实情委婉地说给周老板听。

周老板听完后，面如死灰，坐在椅子上半晌没动弹，最后老泪纵横，说自己这些年每到夜里都会梦见红姑来找他，良心早就折磨得他生不如死。

他听从了陆文昭的建议，厚葬了红姑的遗骨，又在城外修了一座庙供奉红姑的灵位，日日烧香忏悔。

说来也怪，自从周老板诚心忏悔之后，周玉儿的癔症就再也没有犯过。

周老板感激不尽，送来了一百两银子谢礼，陆文昭推辞不掉，只收了十两，其余都退回去了。

这几件事过后，陆文昭在武昌府城的名声越来越大，人人都说有个陆先生，不仅学问好，还通阴阳、辨是非，能替人消灾解难。

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请他去断家务事，有的请他去看风水，有的甚至请他去驱鬼捉妖。

陆文昭一一婉拒，只说自己不过是个读书人，懂些医理和人情世故罢了，并不敢以异术自居。

但实际上，他心中对那盏业火灯已经越来越依赖。

每次遇到棘手的案子、难解的谜题，他总会悄悄点燃那盏灯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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