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曰：“……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

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

……”

上面的这段话，出自清康熙年间知名文士戴名世的《与余生书》。

因上文直接写出了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壬年号，且信中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偏居川中的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昺相提并论。

这毫无疑问触动了清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

据传康熙当时龙颜大怒，刑部遂穷究猛治，以“大逆”定狱，提出了株连戴世九族的惩办意见，拟将戴名世凌迟处死，其“弟平世斩决，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俱解部立暂，其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十五岁以下子孙、伯叔父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

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二月又下诏“法外施仁”，把戴名世凌迟改为斩首，其家人等皆加恩宽免。

这一事件就是历史上闻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

300多年前的旧闻在这一刻被菩萨提起，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位桐城派开山四祖之一的潜虚先生。

说起来当年的纳兰性德和戴名世还真认识，俩人甚至还在这青松园里一起喝过酒。

纳兰性德出生1655年，比戴小了两岁，然二人毕竟生于一个时代，一个是满清的第一才子，一个是“视治理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文士，两人在京城的第一次相遇，就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戴二十八岁以秀才入县学，不久后以拔贡生入京师，补为正蓝旗教习。

这个时候的纳兰成德已是康熙御前的一品带刀侍卫，天子嘉许，文官一时。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听说京城有几个酸腐文人，往往“极饮大醉，嘲谑骂讥”，使达官贵人们侧目。

并以针砭时弊、振兴古文自诩，每每“酒酣论时事、吁嗟咄嘻，旁若无人！”

纳兰好奇之下起了结交之心。

当然他的家世背景不允许自个儿加入这种针砭时弊的行列，纳兰遂退而求其次，在一个秋日的黄昏，他和自己最钦佩的戴名世通过酒楼的貌似偶然相遇，成为了一对酒友。

自此以后，纳兰经常约戴来青松园酩酊大醉，从戴的角度来看，性德这位宰相公子，在面对他时完全没有其他纨绔的草莽不堪，谈史赋文更是字字珠玑，很有见地。

有道是君以知交待我，妾当效伯牙抚琴。

两人诗词唱和，常有妙句，纳兰发现戴平时不太愿意来青松园，便一有机会去戴的落脚之处探望请谊。

去的多了，俩人无话不谈，甚至有一次还一起去那八大胡同的怡红院，品花狎妓。

那一晚戴名世邂逅了怡红院的头牌花魁杜紫月，书生的才子佳人情节一下子被勾动了。

这杜紫月的父亲本是顾炎武的一个学生，顺治八年因牵连到“红花会”反清复明的案子，被抓起来处决了。

不满三岁的紫月和家里的其他人，一起被冲给了官家为奴。

后来小紫月长到12岁，就被官家卖到了这怡红院。

这一回戴书生恋上了杜小姐，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两人很快就爱得死去活来。

可是没过多久，京城一位名叫赵熊诏的纨绔也看上了紫月。

情场如战场，两位书生因为紫月，一下子成了仇人。

这赵熊诏的父亲乃是时任左都御史的赵申乔，面对潜虚先生这位寒门书生，各种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此还差一点把戴给弄进了大牢。

多亏这时候，纳兰伸出了援手，帮助戴书生敲打了一下赵熊诏。

带和紫月过了两三年美好的恋爱生活。

自古官妓，一般都不能被赎身。

由于纳兰的帮助，怡红院把紫月长期包给了戴书生。

这一切盖因明珠尚未失势，权倾朝野的宰相家公子，想为一个官妓赎身，那是一句话的事儿。

所以这长期包养之说，其实就是变相的赎身了。

从此以后，戴和紫月过了一段平淡却温馨的美好生活。

公元1685年，纳兰功参造化，悟透了《心经》阐述的死生真谛，心里知道天命已尽的她，抱病和好友一醉三叹，不久之后就病逝了。

纳兰的病逝，令当时的文坛交流为之一滞。

没有了纳兰的照拂，戴和紫月的日子也更加不好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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