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4年，3月15日，清晨六点，第七区。

天还没亮透。

不是阴天，是北方的春天就这样——天亮得晚。

六点钟，天边才刚刚泛起鱼肚白，像有人用毛笔蘸了淡淡的墨，在天际线那儿轻轻抹了一笔。

老科瓦已经醒了四十分钟。

他躺在荣军院的板房里，睁着眼，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

左臂断口处有点痒——老伤，天要下雨。

窗外没有雨，但他知道，快了。

那痒比天气预报还准。

隔壁床的安德烈在打鼾，呼噜声像生锈的锯子锯木头。

他的腿没了，但鼾声还在，中气十足。

再隔壁的叶戈尔床空着——他昨晚值夜，现在应该在院门口坐着，用那双看不见的耳朵，替大家守着。

老科瓦坐起来。

穿衣服。

用独臂，但动作很快。

三十多年了，早就习惯了。

先穿左边，把袖管搭在断口上，再用右手把右边的袖子套上，然后系扣子。

从上往下，一粒一粒。

系到最

得找周老板买几个扣子。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安德烈还在睡。

呼噜声震天。

他轻轻带上门。

院子里，天还是灰蒙蒙的。

甜菜地已经翻了土，种子下地半个月了，嫩芽刚冒出头，细细的，绿绿的，在晨风里轻轻晃。

他蹲在田埂边，用手摸了摸土。

土是湿的，昨晚有人浇过水。

他知道是谁——米哈伊尔，那个手被炸掉三根手指的年轻人。

他每晚睡前都要来浇一遍，用那两根残存的手指捏着水瓢，一勺一勺，浇得很慢，但每一棵苗的位置他都记得。

老科瓦站起来，走出荣军院。

街上已经有人了。

不是那种战时的匆忙，是另一种节奏——慢的，散的，带着点睡意的。

早点摊的炉子生起来了，白烟从铁皮烟囱里冒出来，在冷空气中散开，带着煤烟味和面香。

卖豆浆的老吴头正在往碗里舀糖，一勺，两勺，三勺——老主顾的口味他都记得，谁要甜，谁要淡，谁要多加一勺不要钱。

“科瓦叔！”老吴头看见他，招手，“来碗豆浆？”

老科瓦走过去，在摊子前的小马扎上坐下。

“来一碗。

少糖。”

老吴头麻利地舀了一碗，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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