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上的争论，像一颗投入平静池塘的石子，荡开的波纹比郭永华预想的要稍大一些。

接下来的几天，在mIt的校园里，尤其是与工程相关的圈子里，

“那个在航空系研讨会上挑出兰德尔·伯吉斯模型毛病的中国访问学者”

成了一个小小的谈资。

有人钦佩他的学识和勇气，认为他指出了工程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严谨性问题；也有人觉得他过于较真，毕竟工程模型总要简化，没必要在学术场合让一个博士生如此下不来台；当然，也少不了兰德尔及其朋友那边传来的、一些不太友善的议论，无非是“哗众取宠”、“不懂工程实际”、“理论家的傲慢”之类。

郭永华对此一概置之不理。

他照常去布莱克教授的实验室，埋头于生产线平衡优化和专用夹具设计的繁琐工作中，测量、画图、计算、与技工讨论、修改方案。

那份专注和踏实，让原本可能因为“不务正业”而对他略有微词的布莱克教授，也渐渐释然，甚至有一次在午餐时拍拍他的肩膀说：“年轻人，多听听不同领域的东西是好事。

不过，别忘了咱们手头的液压阀体生产线，下个月可要安装调试了。”

“我明白，教授。

项目进度我会跟上的。”郭永华认真回答。

他确实没有耽误本职工作，反而因为跨学科的思考，有时能从新的角度提出优化建议，让布莱克教授也感到惊喜。

争论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郭永华在“求知社”这个小团体里的地位，无形中又提升了一截。

尤其是钱复礼，简直成了他的“宣传委员”，逢人便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情景，重点强调郭永华如何“用严谨的数学和深刻的物理洞察，怼得那个傲慢的美国博士哑口无言”，引得社里其他几位同样身处异国、有时不免感到被轻视或忽略的中国留学生，也觉扬眉吐气，对郭永华更加信服。

连平时话不多、主要埋头实验的朱启文，也私下对郭永华说：“永华兄，做学问，就该有这种较真的精神。

我们不能因为身在异邦，就矮人一头。”

最大的变化，是来自怀特教授那边。

那次研讨会后的第三天，郭永华抽空去了一趟古根海姆二楼207房间。

怀特教授不在，但他的助手戴维·米勒，一个棕色卷发、戴着厚眼镜的腼腆年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了他几篇相关的内部技术报告和论文预印本，都是关于边界层分离判据和模型简化最新研究的。

“怀特教授说了，这些资料你可能用得上。

他还说，如果你有任何初步的想法，可以随时来找他讨论，或者先写个简要的备忘录给我也行。”

戴维的态度很友好，显然怀特教授对他有过交代。

郭永华道谢后，拿着资料回到住处，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深入研究。

他没有急于提出一个完整的新模型，而是先系统梳理了现有主流分离判据的优缺点，特别是它们在工程简化模型中应用的局限。

他结合自己那天在黑板上匆匆写下的思路，尝试用更系统的方式，构建一个基于边界层积分参数演化的“分离趋势预警函数”。

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数学推导和物理思考，常常让他伏案到深夜。

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更深入地了解了怀特教授的研究方向。

怀特教授并非只关注纯理论，他的课题组在实验空气动力学方面也很有建树，尤其擅长结合风洞实验和理论分析，解决实际工程中的气动问题，比如机翼颤振、操纵面效率、发动机短舱干扰等。

这与郭永华内心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追求不谋而合。

他隐约觉得，怀特教授对他这个“外系”访问学者的兴趣，或许不仅仅是因为那次争论中表现出的洞察力，也因为他身上兼具的工程实践背景（来自布莱克教授的项目）和理论思考能力。

与此同时，争论的另一方，兰德尔·伯吉斯，则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他的博士论文方向之一，就是空气动力学模型的工程简化。

郭永华的质疑，虽然怀特教授给了台阶下，但无疑在他的论文评审者心中留下了一个问号。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模型，要么给出更强有力的辩护和验证，要么进行修改。

据说他最近泡在图书馆和风洞实验室的时间更长了，脸色也不太好，偶尔在走廊遇见郭永华，总是冷着脸快步走过，或者干脆视而不见。

郭永华对此有些无奈，但并未感到太多愧疚。

学术争论，对事不对人。

如果兰德尔能因此完善他的工作，那反而是好事。

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学习、研究和“求知社”的活动中。

他将从怀特教授那里获得的资料，以及自己的一些思考，在“求知社”的内部讨论会上与大家分享，引发了关于“工程简化与物理真实性”、“模型精度与计算成本权衡”的热烈讨论。

这种跨学科的思维碰撞，让社里的成员都获益匪浅。

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下午，“求知社”的成员们齐聚在郭永华和郭永怀租住公寓的客厅里，举行每月一次的非正式茶话会。

阳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房间里飘着红茶和郭永怀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有点受潮的花生糖的味道。

气氛轻松而融洽。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