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蔓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行字。

圆珠笔的墨迹已经有些褪色了，从深蓝变成浅蓝，像被水洗过很多遍。

她的拇指抚过那行字，从左到右，一个字一个字地抚过去。

抚到“一辈子”那三个字的时候，指尖停住了。

一辈子。

她的一辈子，在这张照片拍完后的第四年，被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分成了两半。

一半是照片里的那个女孩，戴着歪歪扭扭的围巾站在梧桐树下，笑得眼睛弯成月牙。

另一半是白大褂内侧口袋里那部黑色的诺基亚，是深夜里震动的三短一长，是每一条发出去的情报后面跟的那句“这是最后一次”。

她把照片夹回病历里，把病历放回抽屉最底层，把抽屉关上。

关上的时候，抽屉卡了一下。

她用力一推，木头和木头摩擦，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什么很重的东西从高处落下来，砸在很软的地面上。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老居民楼的窗户一扇一扇地打开，有人探出身子收衣服，有人在阳台上伸懒腰，有小孩的声音从某扇窗户里传出来，尖尖的，嫩嫩的，在喊“妈妈妈妈”。

雨后的空气涌进来，带着泥土的腥气和不知道谁家炖排骨的香气。

苏蔓站起来，把白大褂脱了，挂在门后的衣钩上。

白大褂的左侧口袋里，那部诺基亚贴着衣料，鼓出一个小小的长方形。

她把白大褂抚平，把口袋的扣子扣上。

然后她拿起桌上的白色手机，给夏晚星发了一条消息。

“晚星，围巾还在吗？”

回复几乎是立刻到的。

“在。

压在衣柜最底层。

怎么了？”

苏蔓看着屏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悬了很久。

走廊里的灯忽然闪了一下，又亮了。

她打下两个字——“没什么。

忽然想起来了。”

发送。

已读。

她把手机放进包里，拉上拉链。

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里那扇窗。

雨后的天光从窗户照进来，把她办公桌的桌面照得发亮。

桌上摊着她今天下午写的病历，压舌板，听诊器，一支没盖笔帽的黑色水笔。

病历上的字迹工工整整，每一个医学术语都写得很标准，每一个诊断结论都下得很谨慎。

她是这所医院最好的心外科医生之一。

护士们说，苏医生的手，缝合的时候稳得像机器。

她们不知道，这双稳得像机器的手，三年来每发出一条情报，都会在键盘上抖一下。

抖完了，还是发出去了。

发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

苏蔓关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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