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恰恰如此，他比谁都清楚颜家父子在想什么。

改稻为桑，颜示范要的是浙江的桑田变成丝绸、丝绸变成银子、银子流进国库，以及流进其他一些不方便明说的地方。

而胡宗宪要的是浙江不出乱子。

这两件事在纸面上不矛盾。

只要百姓自愿改种、官府保障供粮、丝绸顺利交货，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可是，胡宗宪在浙江待了十一年，对这片土地的了解，比京城里任何一个坐在衙门里翻账册的人都深。

他知道“百姓自愿”四个字，在浙江意味着“不可能”。

不是百姓不讲理，而是百姓算得清账。

一亩水田，种稻，年收三石，五亩地一年的收成，足够五口之家吃一年，甚至还有结余。

改种桑树，头两年无收成。

百姓不傻，算得清这笔账，谁会自愿改？

除非他们被逼到不得不改。

而逼他们的人，胡宗宪已经看到了。

郑必昌的“以改兼赈”，何茂才的“断粮路”，马宁远的执行力。

这些东西，不需要胡宗宪去打听，它们自己会浮上来。

官场上没有秘密，尤其是那些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的人，往往是最先露出破绽的人。

胡宗宪把毛笔搁在笔架上，端起凉透的茶，喝了一口。

茶又苦又涩，凉得像一盆冰水浇在嗓子眼里。

他放下茶碗，重新拿起毛笔，继续写道：“……臣非反对改稻为桑，实乃浙江之地、浙江之民、浙江之时势，均不容操切。

臣恳请陛下恩准，将改稻为桑之期延至两年，使百姓有转圜之余地，使官府有筹粮之时间，使国策有推行之根基……”

写到这里，胡宗宪又停了。

因为他知道，这份奏疏到了京城，皇帝不一定能看到。

颜示范是户部左侍郎，通政司呈上来的奏疏，凡涉及改稻为桑的，他一定会先过目。

看到胡宗宪上疏“恳请缓行”，他必然会压下。

一份被压下的奏疏，等于没有写。

不过，胡宗宪还是写了，因为他必须写。

哪怕这份奏疏被压下，哪怕它永远不会出现在朱厚熜的御案上，他胡宗宪必须留下一份文字，白纸黑字，说清楚如果强推改稻为桑的话，浙江必出乱子。

这是他对浙江的责任，也是他对自己的交代。

他是颜松提拔的，但他不是颜党。

这个区别，京城里很多人看不清，可是胡宗宪自己清楚。

他做官不是做颜松的官，他是大明的官，是浙江百姓的官。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搁下笔，将奏疏折好装入封套。

胡宗宪放下奏疏，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是杭州的夜，七月末的暑气已经散了大半，夜风吹来，带着远处钱塘江的潮气。

总督衙门的后院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巨大如盖，夜风穿过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

胡宗宪在窗前站了很久。

他的幕僚罗龙文走进来，看见胡宗宪的背影，停住了脚步，道：“部堂，夜深了。”

胡宗宪没有转身，低声回应道：“现在上面要银子，百姓要饭吃，难啊！”

罗龙文没有接话。

他知道胡宗宪不需要安慰，而是需要一个能帮忙破局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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