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他们终于不再相信了。

不再相信你们那些政客画的大饼，不再相信等经济好转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再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任何人会替他们说话。

他们不是被我们煽动的，是被你们逼的。”

奇尔顿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他想反驳，可就是说不出来。

不是因为奇尔顿爵士认为韦格纳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而是因为他的话里有一部分东西，是奇尔顿自己内心深处也无法否认的。

“韦格纳主席，”奇尔顿的声音有些发涩，

“你说得也许有道理。

英国政府在过去这些年里，确实有一些政策没有执行好，确实有一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

但这不意味着那些人有权拿起武器——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占领市政厅、升起红旗、建立所谓的工人委员会。

英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任何问题都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来解决。”

“合法的渠道。”韦格纳重复了这五个字，

“奇尔顿先生，你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你在很多国家工作过。

你告诉我，在利物浦码头工人眼里，那个所谓的合法渠道，通往哪里？”

奇尔顿没有回答他。

“通往白厅。

通往一个他们从来进不去的房间。

通往一群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人。

那群人穿着他们一年工资都买不起的西装，喝着他们一年工资都喝不起的酒，在他们失业、挨饿、被警察驱散的时候——在那间房间里，讨论着财政纪律和国际义务。”

“合法的渠道。

当这个渠道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还要走这条渠道？”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

奇尔顿深吸了一口气，把话题拉回来。

他不想和韦格纳辩论英国政治的公正性——那不是他作为大使的职责，而且他隐隐觉得，这场辩论他赢不了。

“韦格纳主席，我们不谈过去的对错了。

我们谈谈当下。

英国政府希望——不，英国政府请求德国政府——停止对英国共产党的直接援助。

武器、资金、军事顾问，一切都停止。

如果德国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英国政府愿意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之间充当调解人，推动欧洲大陆的全面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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