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上了车。

车子沿着法租界的林荫道开了二十分钟，停在了一栋三层洋楼前面。

这是戴笠在上海的临时公馆——不挂牌，没有门卫，只有两扇永远关着的铁门和围墙上的碎玻璃。

副官在门口接了他，一句话没说，直接带他上了三楼的书房。

戴笠坐在书桌后面。

台灯的光只照亮了桌面的一半。

戴笠的脸有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

他穿着便装——一件灰色的对襟长衫，像个乡绅。

但那双眼睛没有任何乡绅的和气。

桌上摆着一份文件。

封面上盖着红色的“极密”印章。

“坐。”

郑耀先坐下了。

戴笠没有开口。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手指间慢慢转了两圈，转得很稳。

然后他把铅笔放下来，拿起了那份文件。

“这是李焕章今天下午送来的。

他绕过了你，直接来见我。”

戴笠把文件翻开。

里面夹着几页手写的报告、一张渔夫的画押口供，还有一张模糊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段黄浦江岸边的泥滩，泥滩上有两行脚印。

“内容我给你念念——李焕章的报告说：三月十二号夜间，六组组长郑耀先在老城厢执行锄杀共党杀手的任务时，蓄意将其推入黄浦江，并在下游安排了接应小船将其救走。

报告附了码头附近一个渔夫的口供——渔夫声称当晚看到一条小船从下游码头靠岸，接走了一个浑身湿透、半死不活的人。”

戴笠抬起头，看着郑耀先。

那双眼睛的审视强度，比瞄准镜十字线还锐利。

“耀先。

有人说你晚上不睡觉，跑到江边去放生红军。

你怎么解释？”

声音不重。

但每一个字都像铅弹一样砸在耳膜上。

郑耀先看着戴笠的眼睛。

他没有慌。

在特务处待了这么久，他见过太多人在这间书房里崩溃——有人当场跪下来哭，有人拼命喊冤，有人吓得尿了裤子。

这些人最后全部死了。

因为戴笠最讨厌两种人：撒谎的人和害怕的人。

郑耀先既没有喊冤，也没有解释。

他用和平时一样的语速，一样的语调，一样的眼神——甚至嘴角还有一丝得偿所愿的微笑——平静地说了一句：

“报告处座，李组长说的全是真的。”

戴笠的手指停了。

整间书房的空气凝固了半秒。

“那天晚上，确实有一条小船接走了一个人。”郑耀先的声音稳得像桌面上的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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