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祁同伟在林城,那年坍塌,三十七条人命。
省里的调查组连夜进驻。
媒体的长枪短炮堵在市委大院门口。
人大主任当场甩锅。
两个副手递了辞呈。
整个班子人心涣散,像一盘被打翻的棋。
他一个人扛下来的。
三天,七十二小时没合眼。
善后方案、媒体口径、问责名单、安抚家属,四条线同时推。
第四天早上,刘宏明的电话打过来,第一句话是。
“同伟,你稳住了。”
股票大跌?
呵。
红色保密电话响了。
铃声尖锐。
刺耳。
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像一把锥子扎进耳膜。
祁同伟没有立刻去接。
他转过身。
走到办公桌前。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京资委。
他拿起听筒。
“祁同伟同志。”
对方的声音没有任何寒暄。
没有祁董事长的客套称呼。
这是体制内特有的施压方式。
叫你名字加同志,意思是我现在不是跟你商量,我是在代表组织跟你谈话。
“汉东重工连续三个交易日大跌,市值蒸发超过百分之四十五。
作为国有控股企业,这个数字已经触发了我们的预警红线。”
对方的语速不快。
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感。
“督导组需要你就以下问题做出说明。
第一,股价异常波动的原因。
第二,公司目前的现金流状况。
第三,是否存在重大未披露信息。”
顿了一下。
“祁同伟同志,我提醒你,如果公司经营出现重大风险而管理层未能及时应对,京资委有权启动问责程序。”
问责。
这个词从电话那头传过来,像一块石头扔进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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