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31日 星期二 冬月廿二 晴

1996年的最后一天。

早晨醒来时，阳光已经铺满了半个房间。

窗玻璃干净透亮，能看见外面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

院子里地面干了大半，只有低洼处还积着水，反射着天光，亮晶晶的。

藤萝架上的枯枝在阳光下伸展，黑黑的，干干净净的，像是洗去了所有积雪的痕迹。

水滴从枝头滴落，叮——叮——，声音清脆，像是为这一年敲响最后的节拍。

今天不用上学，但晚上要去学校——参加迎接1997年的全校联欢会。

上午在家复习。

数学错题本翻到最后几页，三角函数和立体几何的难题一道道过，红笔标注的地方越来越少，心里渐渐有了底。

父亲在客厅看报纸，偶尔传来翻页的沙沙声。

母亲在厨房准备午饭，锅碗瓢盆碰撞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

平静，安宁，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中午吃饭时，父亲忽然开口：“今晚去学校？”

“嗯。”我说，“全校联欢会，迎接1997年。”

“1997年……”父亲放下筷子，“香港要回归了。”

“嗯。”

“你们这一代，”他看着我说，“赶上好时候了。

国家在变，世界在变，机会很多。”

我点点头，没说话。

“但机会多，压力也大。”父亲继续说，“文理分科，高考，大学，就业……每一步都要自己走，每一步都不容易。”

“我知道。”我说。

“知道就好。”父亲笑了笑，“好好走，别后悔。”

吃完饭，回到房间继续复习。

政治笔记本摊开在桌上，《经济常识》上册的重点概念用红笔圈了出来，旁边是密密麻麻的注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宏观调控……”

“对外贸易……”

这些词在脑子里打转，像是要扎根进去，再也不离开。

下午四点，晓晓来了。

她换了一件红色的毛衣，衬得皮肤很白。

头发扎成了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复习得怎么样？”她问。

“差不多了。”我说，“你呢？”

“也是。”她坐下来，从书包里掏出历史笔记本，“最后过一遍时间线。”

我们并排坐着，开始最后的梳理。

她念，我听；我提问，她回答。

阳光从西窗照进来，把书桌照得暖洋洋的，纸页泛着温润的黄色。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谁？”

“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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