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4月，北京南锣鼓巷四合院。

妹妹下葬的第三天，我坐在中院家里的门槛上，手里攥着一个空酒壶。

天色暗下来了，四合院里飘着炒菜的香味。

今天阎埠贵家吃的是菜糊糊，我闻得出来。

这年头，菜糊糊都是好东西了。

棒梗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烧了快十天了，吃啥吐啥，人瘦得皮包骨头。

爹……棒梗在叫我，声音跟蚊子似的。

嗯，爹在。

我应了一声，没挪窝。

手里的酒壶是空的。

我想再喝两口，可缸里连酒底子都没了。

这年头，上哪儿弄酒去？

阎埠贵前几天送来的两斤玉米面早就吃完了，棒梗这病身子连稀粥都喝不下，吃啥吐啥。

门响了，是向东哥。

他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我俩就这么坐着，谁都没开口。

天色越来越暗，院子里的人家陆续点了灯，昏黄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

棒梗怎么样了？

他终于问了一句。

还是那样。

我嗓子里像堵了块石头，天天发烧，吃不下东西。

向东哥叹了口气，没再说话。

我知道他也没法子。

这年头，谁家有法子？

粮食不够吃，药品更不够。

棒梗的病，去医院看不了，去找郎中也请不起。

阎埠贵送的玉米面吃完了，四合院里能借的都借遍了。

现在是真正的山穷水尽。

柱子。

向东哥叫我。

会过去的。

我没应声。

会过去的？

过不去的。

棒梗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再这么烧下去，人就没了。

我抬头看着天上的星星，眼眶发酸。

雨水走了，棒梗又成了这样。

这日子，还有什么奔头？

向东哥又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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