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她把信放在床上，又拿起毛衣，继续打。

可竹针的碰撞声明显乱了节奏，她的手有些不听使唤。

房间里只有针与针碰撞的细微声响，那声音在安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清晰，像是某种倒计时。

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她终于又问，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不知道。

可能几个月，可能……我没说下去。

窗外的蝉鸣忽然停了，院子里静得能听见彼此的呼吸。

她手里的竹针停顿了一下，又继续了。

她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表情，只能看见她的肩膀微微起伏。

房间里安静了很长时间，长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去吧。

她忽然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什么？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说去吧。

她没抬头，手里的竹针没有停，国家需要你，你不去谁去。

我又不是那种拖后腿的人。

向东，我知道你心里装着什么。

从你来到这个院子的第一天，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

你心里装的东西，比这个院子大，比这个家大。

那你……我心里涌起一阵愧疚和感动。

我什么我？

她终于抬起头，眼眶有些红，但眼神坚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整天琢磨什么？

又是那个豆包的事，又是任务的事，又是国家安全的事。

我是不懂，也不想懂。

但我知道一件事——你是好人，你做的事也是好事。

我支持你。

你去吧，家里有我，不用担心。

我走过去，在她身边坐下，握住她正在打毛衣的手。

那手很凉，指尖还有些发抖。

我把她的手包在我的手心里，想把自己的温度传给她。

我尽量早点回来。

尽量？

她瞪我一眼，嘴角却带着一丝笑意，你这人，就会说这种不痛不痒的话。

那我说什么？

我笑了笑。

你说……她想了想，忽然笑了，眼里却闪着泪光，你就说，等我回来，带你去看天安门。

我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行。

等我回来，带你和孩子去看天安门。

咱们一家三口，去天安门前照相。

第二天的会议在轧钢厂的党委会议室开的。

会议室不大，但布置得很正式。

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两面红旗分立在两旁。

长条会议桌上铺着深绿色的桌布，每个人面前摆着一杯茶和一个笔记本。

来了不少人，除了我们厂的周铁生和技术科的几个人，还有部里的两位同志。

一位姓陈，四十多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是项目组的总负责人；另一位姓吴，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是从东北某个厂调来的技术专家，眼神里带着一种久经沙场的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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