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八月末，夏天的尾巴还赖着不走。

北京的八月，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太阳像个巨大的火球，悬挂在天空正中央，把大地烤得发烫。

四合院里的石榴树叶子被晒得蔫蔫的，像是被抽干了水分。

老槐树上的知了声嘶力竭地叫着，不知疲倦，像是要把这一个夏天的热量都通过叫声释放出来。

空气像是凝固了一样，粘稠而闷热，吸进肺里带着一种灼热的感觉。

院子里的青石板上泛着白光，踩上去甚至能感觉到热度透过鞋底传上来。

项目进入最后三个月冲刺阶段。

轧辊问题解决之后，后面的工作顺利了很多。

自动控制系统、冷却系统、传动系统……一个个难题被攻克，整个团队的士气高涨。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在国庆之前拿出成果。

车间里的机器声日夜不停，像是某种永不知疲倦的巨兽在咆哮。

工人们三班倒，轮流上阵，谁也不肯掉链子。

那段时间，我几乎住在了实验室里。

实验室在一栋红砖楼的一层，房间不大，但堆满了各种仪器和资料。

墙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图纸和公式，桌子上摆满了计算器、绘图仪和笔记本。

白天讨论方案，晚上计算参数，困了就趴在桌上睡一会儿，醒来接着干。

有时候半夜醒来，发现自己胳膊底下压着的是一张图纸，上面还留着口水的痕迹。

食堂的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我已经分不清是哪一顿了。

搪瓷饭盒里的饭菜，吃到嘴里都是一个味道——疲惫的味道。

那天傍晚，我正在整理数据。

窗外的夕阳把天空染成了橙红色，远处的麦田在晚风中起伏，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要么去吃饭了，要么在车间里盯设备。

我的台灯发出昏黄的光芒，照亮了摊开在桌面上的数据表。

那些数字密密麻麻，像是一群小蚂蚁，在纸面上爬来爬去。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那声音很轻，但在安静的实验室里格外清晰。

进来。

是项目组的通讯员，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跑得满头大汗：林向东，有人找你。

我走出实验室，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走廊尽头——是傻柱。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个布袋子，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紧张和焦急。

夕阳从他背后的窗户照进来，把他的身影拉得很长。

你怎么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出什么事了？

你媳妇让我来的。

他神色有些紧张，声音压得低低的，像是怕被别人听见，你快回去吧，晓娥要生了。

我愣在原地，半天才反应过来。

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片空白。

手里的铅笔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走廊里格外刺耳。

什么时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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