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六月，郊外的麦田翻着金浪。

郊区的风比城里大，也带着一种野性的自由。

研究中心建在郊区的一片荒地上，十几排红砖房子，围着一个巨大的试验车间。

说是，其实就是几栋筒子楼拼凑起来的，条件简陋得很。

红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翠绿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给这粗糙的建筑增添了一丝生气。

远处的麦田一望无际，金黄的麦穗在风中起伏，像是翻滚的海浪。

偶尔有几只麻雀从麦田里飞起，在空中盘旋一圈，又落了下去。

宿舍是四人一间，我在最角落的那张床。

墙皮有些脱落，露出底下的黄土，晚上能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跑的声音，窸窸窣窣的，像是什么人在头顶上散步。

食堂的饭菜也就那样，大锅菜，盐多油少，偶尔能见到几片肉，但总是一上桌就被抢光了。

可没人抱怨——能从各个厂被抽调过来的，都是各厂的技术尖子。

谁都不想丢这个脸。

何况，能参与这样的项目，为国家做点事，说出去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

这份骄傲，足以抵消一切物质上的匮乏。

我的室友有老赵、小钱和老孙。

老赵是东北来的，五十多岁，满脸胡子茬，说话大嗓门，一开口整个房间都能听见；小钱是南方人，三十出头，说话细声细气，但画起图纸来手快得像飞；老孙是本地的，四十来岁，不爱说话，但手艺极好，一把卡尺用得出神入化。

我们四个人挤在一间屋里，晚上讨论技术问题常常吵到半夜，但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去干活。

这就是那个年代技术人员的风骨——有活儿干，有难题攻，其他的都不重要。

项目比我想象的还要难。

苏联专家撤走的时候，把所有能带走的资料都带走了，带不走的也都销毁了。

我们手上的，只有一些残缺不全的图纸和参数表。

很多数据对不上，很多工艺流程不完整，就像一幅被人撕碎后重新拼凑起来的画——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但总有些地方对不上。

那些图纸上的铅笔标注已经模糊不清，像是某种古老的密码，等着我们去破译。

我的任务是负责轧辊工艺这一块。

这是整个轧机最核心的部件之一，也是最复杂的一块。

轧辊的材质、角度、转速、间隙……每一个参数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产品质量。

一个参数错了，可能整套设备就废了。

这种压力，像是一块巨石压在胸口，让我喘不过气来。

第一天进试验车间，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车间里堆满了各种零部件，巨大的轧辊毛坯躺在地上，像是一根根黑色的巨柱。

工人们正在用行车吊装，吊钩在空中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火花从砂轮机上飞溅出来，像是红色的雨。

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金属混合的气味，浓得几乎化不开。

吴总站在我身边，看着那些毛坯，眉头紧锁：林同志，这些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原料。

国产的，和进口的比，差距不小。

我拿起一块样品，用手掂了掂。

分量是对的，但表面的质感明显不一样。

进口钢材有一种细腻的光泽，像是打磨过的玉石。

而国产钢材表面粗糙，像是没打磨过的石头。

我们先做测试吧。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