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盛夏。

北京的天空像一块被烧红的铁，炽热的阳光倾泻而下，烤得大地直冒白烟。

街道两旁的白杨树叶蔫蔫地垂着，蝉鸣声嘶力竭，仿佛在抗议这无情的高温。

可再热的天气，也挡不住那股席卷全国的躁动——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一种紧张而压抑的气氛中。

轧钢厂的后院，一间废弃的仓库被临时改成了住的地方。

那间仓库原本堆放着废弃的机床零件和生锈的工具，现在被清理出一角，摆上了几张木板床。

床上的被褥破烂不堪，散发着霉味和汗臭。

屋顶的铁皮瓦被晒得滚烫，整个仓库像一个巨大的蒸笼，让人喘不过气来。

周铁生被关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

他今年六十三岁，头发早已全白，稀疏地贴在头皮上。

原本就瘦削的身体，经过这一年的折腾，更是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他身上的那件蓝色工装早已洗得发白，背后用墨写着几个大字。

那字写得歪歪扭扭，墨迹却浓得化不开，像是刻在他背上的烙印，无论走到哪里，都甩不掉、擦不净。

每天清晨，天还没亮，他就会被一阵粗暴的吆喝声惊醒。

起来！

起来！

都给我起来！

那伙人穿着旧军装，腰间系着皮带，手里挥舞着小册子，像驱赶牲口一样把仓库里关着的十几个干部赶到院子里。

他们不许这些人洗漱，直接让他们排成一排，低头站在墙根下。

周铁生作为原厂的党委书记，是被针对的重点，他总是被安排站在第一个。

周铁生！

你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叫马继红，是厂里那伙年轻人的头目之一。

他的父亲是做生意的，以前被人针对，最后不堪凌辱，含恨自尽。

这让他对那些有背景的人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敌意。

可不知为什么，他对自己的出身避而不谈，反而表现得比任何人都激进，仿佛只有用最极端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与过去彻底划清了界限。

我的问题……周铁生低着头，声音沙哑，我……我执行了一些不好的做法，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

这些话，他已经背了无数遍。

最初，他还会据理力争，试图解释自己这些年的工作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工人。

可换来的只是更严厉的对待。

后来，他学乖了——或者说，他学会了忍耐。

他机械地背诵着那些，像一个被抽去灵魂的木偶，任人摆布。

可他的眼神，却始终清明。

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偶尔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

那是他内心最后的倔强，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干部、一个老党员的尊严所在。

他可以在嘴上认错，可以在行动上低头，但他的灵魂，永远不屈。

那天上午，又一场正在进行。

轧钢厂的露天空地被临时布置成了会场。

台子后面挂着画像，两边竖立着红旗，红旗在烈日下无力地垂着。

台下站满了工人，他们大多是被组织来的，脸上带着茫然或畏惧的神情。

周铁生被两个人押上台，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

那木牌足有三尺长，上面用墨写着他的名字，又在名字上画了叉。

牌子足有十几斤重，用细铁丝挂在脖子上，铁丝深深勒进皮肉，没一会儿就渗出血丝。

低头！

一个人猛地按了一下他的头。

周铁生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他努力稳住身体，佝偻着背，让那块沉重的牌子不至于把他彻底压垮。

同志们！

马继红站在台上，声音尖利，周铁生是轧钢厂的老领导，他长期执行了一些错误的路线，压制了大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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