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口答道，推着车往里走。

可刚走到垂花门，我就停下了脚步。

偏房的方向，有个人正靠在墙边抽烟。

烟头在暮色中一明一灭，看不清脸，但我认出那身形——是周铁生，我们轧钢车间的主任。

周主任？

我有些意外。

周铁生掐灭烟头，朝我招了招手：向东，下班了？

我等你半天。

他走过来，声音压得很低：昨天专家楼那边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我心里一紧，面上却不动声色：什么事？

周铁生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才凑近了些：伊万诺夫昨天在会上发了火，说什么莫斯科来了新指示，对技术转让要收紧。

上面的事，咱们小工人不该问，但这事……跟你也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我刚想问清楚，周铁生却摆摆手：不急，明天再说。

你先回去歇着。

他转身要走，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对了，你小子最近少往专家楼那边凑。

有些事，知道得太多不是好事。

他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

我站在垂花门前，心里那股不安越发强烈了。

周铁生在专家楼有熟人，我知道。

他能打听到一些消息，我也不意外。

可他说跟你有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因为我最近跟安德烈走得近？

我摇了摇头，推着车往偏房走去。

不管怎样，有备无患。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如果苏联专家真的要提前撤离，我得早做准备。

但不安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当晚，专家楼内部会议。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伊万诺夫·伊万诺维奇坐在长桌的主位，眉头拧成一个字。

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是刚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

窗外是轧钢厂的夜景，远处车间的灯火通明，映在他脸上，让他的表情显得更加严肃。

同志们，他的声音低沉而严肃，莫斯科对当前的技术转让政策有了新的调整。

在座的几位苏联专家面面相觑。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坐在角落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他今年四十五岁，来中国已经两年多了，作为轧钢技术专家，他见证了红星轧钢厂从一片荒地到现代化车间的全过程。

某些同志——伊万诺夫的目光扫过在座的几位苏联专家，对技术转让过于大方，这不符合莫斯科的指示。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有人低下头，有人交换着眼神，有人欲言又止。

我们是来支援的，不是来培养竞争对手的。

伊万诺夫的声音更低了，中国同志们学习热情高，这是好事。

但我们不能让中国人太快掌握核心技术。

这是莫斯科的考量，不是个人的情感能决定的。

他敲了敲桌面，以强调重点：以后技术转让的节奏，由我统一把控。

没有我的签字，任何技术资料不得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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