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目光如电，看着苏长歌，“这道无形的长城，要牢牢握在我大唐手中。

“贸易的主动权，定价的权柄，乃至哪些东西可贸，哪些不可贸，必须由朕来决定，由你来掌控。

绝不可让利惠变成资敌，让安宁养出祸患。

你可能做到？”

苏长歌迎上皇帝的目光，没有丝毫退缩，清晰而坚定地回答：“陛下放心，我所做一切贸易，其根本在于增强我大唐国力，惠及我大唐百姓，稳定我大唐边疆。

“所有契约、货品、价格、乃至技术流转，皆在我与朝廷可控范围之内。

“草原部落可因贸易而富足安稳，但绝无可能借此获得威胁我大唐之武力与技术。

这道无形的长城，基石在我，开关在我，必不负陛下所托。”

“好！

朕信你！”

李世民抚掌大笑，心情极为舒畅，“放手去做，让朕看看，你这商贸安边之道，还能给朕，给这大唐，带来多少惊喜！”

君臣二人的这次谈话，为大唐未来数十年的边疆政策，悄然埋下了一颗新的种子。

武力威慑与怀柔贸易并重，而以经济纽带潜移默化地塑造周边关系，成为了李世民日益重视的策略。

而这一切的起点，竟然只是苏长歌为了获取纺织原料而开展的一场看似普通的羊毛买卖。

历史的洪流，往往始于最微小的涟漪。

曲池坊织云坊的规模日益扩大，机器的轰鸣声几乎成了坊间背景音。

而在这轰鸣声中，最为活跃、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数百名穿梭在各道工序间的女工。

她们大多来自长安城各坊或城郊的普通农户、匠户，甚至有些是因战乱、灾荒流离失所的女子。

在进入工坊前，她们的生活或依附父兄，或困于田亩灶台，每日为温饱挣扎，识文断字者寥寥无几，更别提拥有属于自己的收入和经济自主。

织云坊改变了这一切。

工坊实行“日作六时，旬休一日”的工制，虽然劳作时间不短，但强度远比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要轻，更无需风吹日晒。

工坊提供一日两餐，虽是粗茶淡饭，但管饱，油水也足。

最重要的是，工钱是实实在在的，按工序、按产量、按质量，每日记录，月底结算，从不拖欠。

一个手脚麻利、技术熟练的女工，一月下来，到手的工钱，抵得上家中壮劳力在好年景时耕种数亩良田的收成，若遇上赶工或被评为优秀，还有额外的奖金。

这笔对于她们而言堪称“巨款”的收入，带来的变化是静默而深刻的。

最初女工们领到工钱，大多是小心翼翼地包好，全部带回家，交给父母或丈夫。

这是她们从小被灌输的“本分”，但渐渐地，一些变化开始发生。

一个叫春娘的女工，丈夫早逝，带着一个年幼的女儿和年迈的婆婆，原先靠着替人浆洗缝补勉强糊口，日子过得紧巴巴。

进入工坊后，她凭着在娘家学过的一点纺纱底子，上手很快，成了纺纱车间的熟手。

第一个月领到工钱那天，她摸着那串沉甸甸的铜钱，躲在工坊角落里偷偷抹了半晌眼泪。

她用一部分钱给婆婆抓了药，给女儿扯了块耐穿的细麻布做新衣，剩下的，她没再像以往那样全部交给婆婆，而是悄悄存了起来。

半年后，她用攒下的钱，加上工坊允许的预支，在曲池坊边缘租下了一间虽小但干净敞亮的屋子，把婆婆和女儿从原来那个阴暗潮湿的窝棚接了过来。

虽然每月要多一笔开销，但她看着女儿在新屋子里欢快地跑来跑去，婆婆气色也好了许多，觉得再累也值了。

她成了工坊里第一批“在长安有个小窝”的女工，虽然只是租的，但那是完全靠她自己双手挣来的、能遮风挡雨的家。

另一个叫桂香的女工，家里兄弟多，田地少，父母原本打算把她许给邻村一个年纪颇大的鳏夫换点彩礼，好给大哥娶亲。

桂香不愿意，偷偷跑来工坊应募，被选中了。

她心思灵，学织布很快，手脚又勤快，工钱拿得不少。

她每月留下极少一点零用，其余全部托人捎回家。

起初家里人不理解，觉得女子抛头露面做工丢人，但看到每月准时捎回的、比种地多得多的钱，态度渐渐软化了。

后来，桂香的大哥用妹妹寄回的钱做本钱，在县里开了个小杂货铺，生意不错，顺利娶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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