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沃特森先生的秘密交流，成为了郭永华“狩猎”生涯中一个宝贵的加速器。

每周三下午，只要沃特森当值且没有其他事务，他们总会在那个僻静的隔间里度过一两个小时。

交谈的内容严格限定在纯粹的技术和历史范畴，沃特森会就郭永华提出的具体技术领域或专利，深入讲解其背后的发展脉络、关键人物、竞争企业的策略、失败的技术路线以及那些未曾载入史册的“轶事”和“诀窍”。

郭永华则像一个最勤奋的学生，快速记录，敏锐提问，并时常能从一个更宏观的、系统性的角度，提出连沃特森都需思索片刻的关联性问题。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郭永华来自未来的、跨学科的视角和某些“先知先觉”的模糊方向感（被他谨慎地包装成“基于中国薄弱基础的异想天开”或“对技术融合可能性的猜测”），也时常给沃特森带来启发，让他这个见惯了技术变迁的老工程师，偶尔也会对某些“奇思妙想”报以惊讶和深思。

两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基于对技术共同热爱和理解的、跨越年龄和国界的默契与尊重。

沃特森从未问及郭永华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这些知识，郭永华也从不探听沃特森的过去。

他们只是在这个安静的小隔间里，进行着关于钢铁如何炼成、机器如何运转、世界如何被技术重塑的纯粹对话。

然而，图书馆之外的世界，并非只有知识的芬芳。

四月的波士顿，春意渐浓，查尔斯河畔的柳树抽出了新芽，但弥漫在华人留学生圈子里的空气，却依然带着料峭春寒。

上海停战协定的正式细节被披露，其屈辱程度远超之前流传的消息。

不仅规定了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周边驻军，还变相承认了日本在公共租界以外的诸多特权。

消息传来，mIt和哈佛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一片哗然。

悲愤、屈辱、无奈、彷徨……各种情绪交织。

校园里出现了小规模的集会，激昂的演说，痛心疾首的呼喊，但很快就被校方以“维护校园秩序”为由劝散。

波士顿本地的华文报纸连日发表措辞激烈的社论，但在英文主流媒体上，相关的报道依旧被挤在不起眼的角落，语气冷漠。

“求知社”的周末聚会，气氛也变得愈发沉重。

地点轮换到了赵广元在校外与另一位中国学生合租的、稍大一些的公寓里。

这次来的人比上次多了两个，都是赵广元在机械系的同学，一个叫吴启文，广东人，研究方向是内燃机；另一个叫沈钧儒，浙江人，专攻精密测量。

两人都是热血青年，听闻“求知社”和“苹果树”的比喻，深受触动，主动要求加入。

然而，国事的糜烂，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聚会开始时，大家还能勉强交流一下各自的学业进展——吴启文抱怨实验室里那台老式柴油机如何难以调试，沈钧儒展示了他自己改进的一种简易千分尺测量方法，赵广元分享了他在齿轮磨损实验中观察到的有趣现象。

但话题总是不自觉地滑向国内局势，然后便是长久的沉默，或者激烈的、却无结果的争论。

李子明带来的最新消息是，南京政府似乎正在与日本进行一系列“经济合作”谈判，涉及矿业、铁路、航运等多个领域，美其名曰“以空间换时间”，实则被许多有识之士斥为“饮鸩止渴”、“开门揖盗”。

他挥舞着从国内辗转寄来的信件抄本，气得脸色发白：“他们这是要卖国卖到底啊！

前线将士的血还没干，他们就在后方忙着数卖国的银子！”

孙正平则从化工的角度，忧心忡忡地提到日本正在东北加大力度勘探和开采石油、煤炭、菱镁矿等战略资源，并利用其先进的化工技术，加速将这些资源转化为战争物资。

“……他们在抚顺的工厂，在鞍山的炼焦化工，规模都在扩大。

我们学化工的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更多的炸药，更多的燃料，更多的钢铁！

而我们呢？

连像样的硫酸厂、纯碱厂都屈指可数！”

吴启文和沈钧儒也各自从专业角度，诉说着对国内工业基础极端薄弱的焦虑。

内燃机离不开合格的燃油和润滑油，精密测量需要稳定的基准和高级技工，这些，在当时的中囯，都近乎奢望。

周默笙依旧沉默，但比上次聚会时更显阴郁。

他带来了几份哈佛生物系内部的简报影印件，上面提到日本一些科研机构正加大在满洲和华北的动植物资源调查和农业试验力度，其目的不言而喻。

他将简报默默放在桌上，什么都没说，但那份无声的控诉，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让人窒息。

钱复礼冷静地分析着国际局势，指出英美法等国对日本在远东的扩张采取绥靖政策，根本原因是忙于应对国内经济危机，无暇东顾，甚至希望祸水东引。

苏联虽然警惕日本，但自身亦在全力进行工业化建设，且与日本有暂时妥协的可能。

中国，在国际上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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