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

钱塘江上。

一艘乌篷船逆流而上。

小船舱里挤着三个人，分别是海瑞、海瑞的母亲谢氏、海瑞的妻子王氏。

行李只有两口旧木箱、一卷铺盖、半袋米。

谢氏今年七十三了，头发全白，但腰板硬朗，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老佛。

王氏比海瑞小六岁，面容憔悴，眼角已有细纹，手指粗糙，一看就是操持了半辈子家务的手。

海瑞坐在船头。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膝上摊着一本小册子，他的眼睛没有看小册子，而是盯着江岸。

船过了富阳，景色就变了。

江岸两侧的田地，本该是一片连绵的绿色。

但海瑞看到的不是绿色，而是一块一块的褐黄色，那是被铲掉青苗后裸露出来的泥地，在烈日下晒得干裂，像一张张张开的嘴。

越往上游走，这样的地块越多。

有的田里插上了桑苗，嫩绿的桑叶在风中微微摇摆，看起来倒是生机勃勃。

不过，海瑞注意到，每一片桑苗田的旁边，总有一片或几片被铲光的泥地。

一看就是还没来得及种桑苗的稻田，秧苗被铲了，桑苗还没运到，就这样空着，什么也没有。

空着的田，在海瑞看来，就是空着的饭碗。

他开始问。

每到一个渡口，他就下船问，问渡口的船夫、问岸边的农夫、问路过的商贩。

“这田怎么没种稻？”

“苗被铲了。”

“谁铲的？”

“官府。”

“为什么？”

“改稻为桑。”

“百姓愿意吗？”

沉默。

然后是一声叹息，或者一个摇头，或者一句反问：“愿意不愿意，由得了我们吗？”

海瑞不说话了。

他从袖中取出那本小册子，翻到最新一页的空白处，拿出秃了毛的旧笔，开始记录。

他记下了富阳渡口一个老船夫的话：“我家三代种稻，今年官府说改桑田，不改就铲苗。

我改了，桑苗还没到，稻子没了。

一家五口，拿什么吃？”

他记下了桐庐江边一个农妇的话：“我家男人被差役打了，因为不肯让兵丁进田拔苗。

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田里的苗也没了。”

次日。

淳安县城。

海瑞站在淳安县衙门前，抬头看了一眼门楣上的匾额，只见漆色斑驳，左边那根门柱上有一道深深的裂缝，用木楔子胡乱塞着。

衙门口没有人迎接。

原县丞、代理知县常伯熙去了杭州府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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