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7日，农历五月廿一，夜。

苏城被连绵的雨裹了整整三日，苏记绸庄的灶房里，药罐咕嘟咕嘟冒着白汽，氤氲的水汽将窗纸浸得发软，像一张被泪水洇湿的脸。

苏曼婷守在灶台前，指尖被热气烫得发红，却浑然不觉——这已经是她守着药罐熬的第三夜，每一味药材都在罐里翻腾，她总觉得药渣还能再逼出一丝药性，哪怕淡如清水，只要能护着家俊，便值得。

她将熬好的药汁滤进粗瓷碗，端着碗走到隔壁房间。

家俊侧躺在床上，脸朝着墙壁，呼吸轻得像风中即将飘落的叶，整个人像一匹被反复折叠的布，边角渐渐收拢，透着无力的单薄。

苏曼婷没出声唤他，只是轻轻探手，触到他的额头——滚烫，烫得像灶膛里烧了整夜的柴，灼得她指尖一颤。

“家俊，药好了。”她的声音压得极轻，带着藏不住的沙哑。

家俊缓缓转过身，唇色白得近乎透明，声音微弱：“娘，药太苦了，我喝不下。”

“喝不下也要喝。”苏曼婷端碗的手稳如磐石，碗沿在指尖纹丝不动，语气却透着不容拒绝的坚定，“喝了，才有明天。”

她扶起家俊，将碗沿凑到他唇边。

家俊低头抿了一口，苦意瞬间漫开，喉结剧烈滚动，像是被苦味扼住了喉咙，可他咬着牙，一口接一口，硬是把整碗药喝完，才将空碗递回来，声音轻得像气音：“娘，你喝过了吗？”

苏曼婷愣了一瞬，随即轻声道：“喝过了。”

家俊重新躺下，缓缓阖上眼睛。

苏曼婷坐在床边，目光落在他苍白的脸上，窗外的雨声还在瓦片上闷响，她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从周婶那里拿到药，也不知道这碗药能撑多久，她只知道，今晚，家俊喝下了药，还能安稳睡上一觉，这便是当下唯一的慰藉。

天快亮时，雨终于停了。

苏曼婷一夜未眠，坐在柜台后，面前摊着许久未碰的账册。

她将绸庄的每一笔进出都细细捋了一遍，账册上的数字像冰冷的针，扎得她心头发疼。

合上账册，她起身走到门口，推开门，巷子里空无一人，天色还未亮透，清冷的空气扑面而来。

她站了片刻，转身走进屋内，从柜子底层翻出一只小木匣——里面是她嫁人时的陪嫁首饰，丈夫离世后，她一直留着，从未想过典当。

她拿起首饰，指尖摩挲着温润的质地，最终还是放回匣中，这是她最后的压箱底，不到绝境，绝不能动。

走到家俊房门口，她贴着门听了片刻，呼吸虽轻，却还在。

转身走进灶房，点上油灯，铺开信纸，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

她写下“巧英：我可能撑不了太久了。

药买不到了。

家俊的病又重了。

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如果我有天撑不住了——”，笔尖顿住，墨迹晕开，像一滴未落下的泪。

她将信纸折起，没有封口，塞进抽屉，终究没有寄出去——她还在硬撑，还没准备好向远方的姐妹低头。

7月8日，农历五月廿二，午时。

重庆染坊的账房里，巧英正伏案翻看订单，春桃端着一碗绿豆汤走进来，声音带着几分凝重：“小姐，码头那边来了个从苏城逃过来的布商，说苏城的药铺被日军封了三家，剩下的几家，只卖给日本人。”

巧英翻页的手骤然顿住，指尖捏着订单的边角，泛了白：“谁说的？”

“就是那布商，他还说苏记绸庄还在开，但苏掌柜好几天没露面了，有人说她病了，也有人说她在照顾儿子。”春桃的声音越说越低，“听说她儿子病得很重，就是家俊。”

“家俊——”巧英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面划出刺耳的声响，她快步走到窗前，目光落在院子里的黄葛树上，树叶在风里轻轻晃动，却晃不散她心头的沉重，“她有消息传来吗？”

“没有，什么消息都没传过来。”

巧英望着窗外，语气沉而笃定：“没有消息，就是还在撑。

她撑不住了，会想办法传消息来的。”

春桃没再接话，把绿豆汤放在桌角，转身离开。

走到井台边时，她停下脚步，想起沈知微临走前说的“写的人不会停”，心里莫名发紧——她不知道苏曼婷还能撑多久，但她知道，巧英心里，早已为苏曼婷留了个位置，等着接住她可能传来的求救信号。

酉时，染坊的青痕染缸旁，陈树生正蹲着查看第五匹布的色牢度，动作沉稳，目光专注。

春桃端着一碗水走来，轻轻放在缸沿上，没多问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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