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在门口停下来，低头翻那只帆布包。

包里的信件被翻得哗哗响。

章佩瑜的心口像被什么攥住了，她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的，顶在喉咙里。

邮差翻了一阵，从底层抽出一个信封来。

那信封薄得几乎没有分量，边角卷着，上面沾着干了的黄泥，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路被泥水和风沙裹着送过来的。

邮差看了看门牌：“钟家？”

章佩瑜点头。

喉咙发干，一个字都挤不出来。

邮差把信递过来。

她伸手去接，手指抖得厉害，第一下没接住，信封从指缝间滑落下去，飘在半空中，邮差眼疾手快俯身捡起来又重新递过去。

这一次她用双手接住了。

信封握在手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可她却觉得沉得像一块烧红的铁，烫着她的掌心。

她低头看信封上的字迹，潦草而急促，笔画收得仓促，像是写到最后一行时被人催了一声，来不及好好收尾。

上面写着“重庆 钟家转交”几个字，连门牌号都没有。

她没有马上拆。

她先闭了闭眼睛，把那口气从肺底缓缓吐出来，手指沿着信封的边沿慢慢滑了一遍，像要把这封信的每一道褶皱都摸熟、记住，然后才撕开封口。

里面是一张薄薄的信纸，折了三折，折痕被什么压过，有些地方已经快断了。

她展开来。

纸面上只有一行字：

“我没事。

腿伤了，但能走。

还在湖南。”

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日期。

和上一封信一样，像一份从炮火里抢出来的口信，只来得及报平安，来不及写别的——来不及问母亲身体可好、儿子长高了多少、家里那棵黄葛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

章佩瑜站在廊下，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

巧英从染坊出来，远远看见她像一截被风吹立了很久的竹竿，手里捏着一张薄纸，整个人凝住不动了。

她快步走过去：“伯母，信到了？”

章佩瑜点头，慢慢转过头来。

她的脸上没有泪，眼眶是干的，嘴唇抿着，可眼窝深陷进去的那一圈阴影比前几天更重了，像熬了四夜没睡的人才有的颜色。

“说了什么？”巧英走近一步。

“我没事。

腿伤了，但能走。

还在湖南。”章佩瑜把信上的话念了一遍，声音像在念一行再普通不过的字。

她的指腹在“腿伤了”三个字上来回摩挲了两遍，像是在隔着纸页丈量那处伤到底有多重。

然后她将信纸重新折好，动作很慢，每一折都折得齐整，四角对齐，像在叠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她抬起头来朝巧英笑了一下。

那笑容淡得几乎看不见，像雨后云缝里漏下来的光，照不暖人，却到底照亮了一瞬。

“人还在就好。”她说。

她将信折好，放进旗袍内侧那只贴着心口的暗袋里。

那只暗袋是她做这件旗袍时特意请裁缝多缝的，起初说是为了出门装针线方便，可巧英知道，那只袋子里从来没有装过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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