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芯烧久了，顶上结了一粒黑灰，灯焰被灰压得矮下去一截，又猛地弹起来，“啪”地爆了一声，像谁在暗处轻轻打了个响指。

张氏垂下眼睛，慢慢把膝头那堆棉花拢起来，一把一把地放回旧袄的裂口里，又拿起剪刀，把刚断的那根线头重新穿进针鼻里。

她的动作很慢，很稳，可巧英看见她穿针时的手在轻微地抖，针尖在布面上蹭了两下才穿过去。

“他小时候，”张氏忽然开口，声音又平又轻，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旧事，“有一回他爹打他，打得很狠，用染布用的竹竿抽，抽得他腿上全是青印。

他就跪着，跪在灶房门口那块青砖上，一声也不哭。

他爹抽累了，扔了竹竿走了。

他还在那儿跪着，跪到天黑，跪到膝盖底下那块砖都被他跪热了。

我端了碗粥过去，让他起来，他不敢，说‘爹没让我起’。”

张氏的针穿过布面，拉出细细的线声。

“后来庆堂从学堂回来，看见他跪着，什么也没说，走过去一把把他从地上拽起来。

明轩没站稳，踉跄了两步，庆堂就扶着他胳膊，说：‘跪就跪，跪完了站起来就是了。

把头抬起来，别把脸埋到泥里去。

’”

巧英的喉咙紧得发酸。

她想起自己见过的那几次明轩——瘦高个，低着头，走路贴着墙根，和人说话时目光总落在对方衣领或手肘上，不太敢正眼看人。

他和庆堂站在一处时，那种对比就像一根竹竿挨着一根粗桩，一个细而晃，一个粗而稳。

庆堂走的时候明轩站在码头上，两只手攥着栏杆，指节白得透光，嘴唇张了好几次，最后只说出一句“哥，到了来信”。

现在那封信不知道还能不能写了。

张氏缝了三针，停下手里的活计，把针插在线团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十一月冷浸浸的夜，江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将灯焰吹得歪斜。

她没有关窗，只是站在那里，背对着巧英，望着院墙上方那一片黑沉沉的天。

她的后背挺得很直，可巧英看见她垂在身侧的那只手，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一下一下地拧，像在把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攥碎了又松开，攥碎了又松开。

“庆堂在信里说过一回，”张氏背对着开口，声音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提上来的，“他说他在苏北打游击，有一回被鬼子追了三十里，最后趴在一处芦苇荡里，三天没吃没喝。

后来是一个老乡把他拖回了家，用胸口给他焐冻僵了的腿。

他信里写了句‘娘，我不跪鬼子’。

我读到的时候，心里又疼又硬。

可明轩不在我身边，明轩在东京，那地方连个替他焐腿的人都没有。”

巧英站起来走到她身后，想伸手碰她的肩膀，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

她知道张氏此刻不需要触碰，不需要安慰，她需要的是有人听她把话说完。

张氏转过身来。

她的眼眶是干的，灯影在她眼底晃动，却映不出湿意。

她看着巧英，忽然问了一句：“巧英，你说，他会跪吗？”

那四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巧英觉得整个屋子都沉了一下。

她张了张嘴，喉咙里那些准备好要说的“不一定”“也许”“我们再等等消息”全都堵在了出口。

她想起宋云澜在账房里递电文时手指的那一下停顿，想起他自己也说过“不知道”，想起明轩这些年每一次在门槛前犹豫时微微缩回去的那半步。

她没有办法替明轩回答这个问题，可她也无法绕过这个问题去说别的。

“二婶，”她说，“我不知道。”

张氏看着她。

灯光从侧面照过来，将她半边脸镀成暖黄，另半边隐在暗影里，那明暗交界的地方像一匹布正从中间被撕开。

她盯了巧英一会儿，眼睛里有一种很难形容的东西——像失望，又不像失望；像认命，又不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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