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秋天，苏城的桂花比今年开得早。

巧英闭上眼，把那个画面收进记忆最深处。

她不知道此刻东京是什么季节，不知道明轩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穿什么衣裳、每天出门时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可她清楚地记得他回头那一眼——怯的，软的，像一片还没晾干的布，风一吹就皱。

窗外风又大了些，刮过墙角那排瓦罐时发出一阵细碎的嗡鸣。

那里有念瑾的草茎，一根一根地插在罐口，数着怀瑾离开的日子。

那间关上的屋里，有张氏独自守着关于另一个儿子的全部牵挂。

远在东京，还有一个姓钟的人正在一盏孤灯下面对一纸檄文，有人要他写，有人要他跪，有人藏在暗处记下他每一个字、每一个动作。

巧英在黑暗中慢慢躺下去，把被子拉到颌下。

她睁着眼，望着天花板上一片什么都看不见的灰色，在心里默默接过了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她会等，等东京传来下一封信，等那扇关着的门重新打开。

门开的时候，不管里面走出来的是一句“跪了”还是一句“没跪”，她都会站在那里接着。

就像当年庆堂在灶房门口一把将明轩从地上拉起来那样——站着接住一个可能站不稳的人，扶住他，然后说一句：“跪完了，站起来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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