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妈说，她死之前那天晚上给她妈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特别的，就是问了一句——‘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长什么样吗？

’她妈说当然记得，她就笑了，说我也记得，然后把电话挂了。”

我盯着这段话看了很久，又点开那张照片，放大到周小梅的脸。

她站在第三排正中间，红白条纹的毛衣，拘谨的笑容，疏离的眼神。

她在看镜头后面的某个东西。

她在看什么？

侯车厅的广播响了，我的那趟大巴开始检票。

我把照片保存到手机相册里，拖起行李箱往检票口走。

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张照片。

在想枕头下面只压着一张二十年前的小学合影是什么感觉。

在想一个人要从婚姻的围城里走出来，从五楼的窗户里走出来，她得绝望到什么程度。

上了车，我找到自己的座位，靠窗，旁边坐了一个中年男人，一坐下就开始打鼾。

大巴缓缓驶出客运站，窗外的城市街景逐渐变成郊区的水泥路和秃顶的山。

我把头靠在车窗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那张照片里周小梅的脸。

她的笑容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遍比一遍清晰。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个我刚才在候车厅里忽略的、细思极恐的细节。

我把手机掏出来，打开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把画面拖到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

照片的像素不高，放大了之后有些模糊，但我还是看清了。

周小梅的手垂在身体两侧，规规矩矩的。

她的右手手腕上，赫然有一道黑色的印记。

不是阴影，不是照片的污渍，是一道横贯手腕的、细长的、颜色比皮肤深很多的痕迹。

那道痕迹的位置、方向、长度，恰好跟割腕留下的伤疤一模一样。

可是这张照片是二十年前拍的。

那时候周小梅九岁，上小学三年级。

她还没有嫁人，没有认识那个酗酒的丈夫，还没有经历那些让她有一天会站在五楼窗口往下看的绝望。

她那时候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手腕上不该有任何伤痕。

我反反复复地看那道痕迹，怎么看都不像照片的污渍或者扫描的时候产生的瑕疵。

它的边缘很光滑，跟皮肤的纹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就是一道愈合了很久的旧伤疤。

那就只剩下一种解释。

二十年后死在那个出租屋楼下的周小梅，她的伤痕，出现在了二十年前的照片里。

不是在她死后，而是在她还活着的时候，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那道疤就已经在了。

我退出照片，打开跟刘芳的对话框，想问她知不知道周小梅手腕上有伤的事。

打了一行字，还没发出去，刘芳的消息先到了。

跟刚才一样，是一张照片加上一段文字。

照片拍的是一张作文纸，纸已经发黄了，上面是铅笔写的字，歪歪扭扭的，是小孩的笔迹。

作文的题目是——《十年后的我》。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字迹。

因为那是我写的字。

我小时候写字有个毛病，总是把“我”字最后那一撇拖得很长，老师纠正了很多次都改不过来。

这篇作文是三年级下学期语文课上写的，当时班主任让我们每个人都写一篇，然后当众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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